本文目录一览：

• 1、山西节日习俗，或者富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还可以写新颖、别致的民间工艺品的作文。
• 2、《茉莉花》 歌曲简介
• 3、结婚出嫁为什么要换鞋？？
• 4、石家庄的文化（景点、方言、饮食、手工艺、戏剧、特色建筑等） 关于这些的资料，要最新的，谢谢
• 5、榆次区哪有卖出礼仪的旗袍？
• 6、英雄故事 急

山西节日习俗，或者富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民居，还可以写新颖、别致的民间工艺品的作文。

西民间节日风俗

二月二 龙抬头

传说中,农历二月初二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二月二，龙抬头。是山西民间普遍流传的不成节日的节日。在山西，老百姓都习惯于在这一天理发，农村则是剃头，借以去掉昔日的秽气，迎接来年的兴旺。一般农村，在二月二时，总要改善一下伙食，吃饺子，吃麻花，吃煎饼。

添仓节

添仓节，这是山西特有的节日。添仓节的具体日期是在每年旧历正月的二十五日。添仓，是指农家往仓房囤子里增添粮食。是当年要在原有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增加收成，多多增产，这就寄托了人们对于来年粮食丰收的良好愿望。添仓节，在山西各地的过节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添仓节这天，象征性地往粮仓里添加粮食，有的地方则在添仓节这一天吃春饼、煎饼，并把饼投入到粮仓，名曰填仓、添仓。有的地方在添仓节，做“雨灯灯”，灯灯用谷面捏成，共捏十二个，小碗大小，每个灯顶端捏一个灯盏，灯盏边缘捏一个小豁口，每个豁口各代表一年四季中的一个月。灯盏蒸熟后，揭开锅先看那些月的灯盏里积的汽水最多，则证明了那个月雨涝。再根据种庄稼在那个月需雨水最多，推断这一年收什么，作为本年安排种植的依据。

桃花节

三月一日为桃花节，这真是一个特殊的节日。这个节日是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桃花节时，未婚女子，青年媳妇，甚至小孩子们都在衣襟上系绣花“桃子”，里面装有大蒜香草等，用桃红色布料缝成，用各色丝线缀穗子，象征青春美好，而且隐喻避灾难，因为桃的谐音“逃”，起到护身符的作用。民间说法是，有了“桃符”，就可以安全渡过这一年了。

寒食节

每逢清明节的前一天，晋中一带的老百姓家家户户不生火，不做饭，这一天吃冷食，当地人把这一天称作“寒食节”。寒食节，已经延传了二千多年。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儿子重耳做了晋国的国君，成了晋文公。在他分封大臣时，竟把“割股奉君”的老臣介子推给遗忘了。当派人去请介子推时，介子推已经背着老母亲躲到当时的邬县绵山上隐居起来。重耳于是下令焚山，企图逼介子推母子出山，但事与愿违，介子推至死不出山，与其老母抱着一棵树死于林中。晋文公懊悔不已，即把绵山改为介山，邬县改为介休县，而且把放火烧死介子推的那一天，即清明节的前一天，定为“寒食节”。

走麦罢

走麦罢，是山西晋南特有的风俗习惯，走麦罢，是新女婿在当地麦收结束后，带着丰收后的喜悦心情，用新麦磨成的面蒸成一个大月形的角子馍去看丈母娘。包含有祝福岳父岳母家里幸福安康，丰收的寓意。

乞巧节

乞巧节，是农历七月初七，每逢农历七月初七的晚上，民间姑娘与少妇有乞巧的风俗。由于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者是女性，人也称之为“女儿节”、“少女节”。山西，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地区，乞巧节的民间风俗也颇为盛行。在山西晋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的古河东地区。往往在七夕这天，习惯用油面糖果蜜作成巧果和西瓜敬牛郎与织女，为之乞巧。现在民间，往往在七夕夜全家吃西瓜以示纪念。还有的，七夕夜，姑娘媳妇于自家庭院、村中祠堂、针线包随带、烧香摆供，向织女乞巧。

敲锣儿节

太原市娄烦县的天池川，有条小河名叫天池河，河两岸有大小几十个村庄，每逢农历七月有“过节”的风俗。初一至月底，天天都有过节的村子。遇到过节的日子，和每年过春节一样，家家户户门上贴着对联。白天，男女老少敲锣打鼓，穿着新潮的衣服扭秧歌，唱着预祝丰收的小调和祝贺天下太平的歌曲，载歌载舞，欢乐非常；晚间，如办喜事一般，家家点旺火，放鞭炮，门上挂灯笼，还有八音会挨门逐户吹奏，一直到深更半夜。因为“过节”，村村都敲锣打鼓，所以，当地人把这里的这一节日取名为“敲锣节”。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这个农历时节，已是气候转冷时。民间老百姓迷信色彩严重，把这个中元节称为“鬼节”。这时候的农村，人们扎纸絷，相继给死去的亲人送夹衣。大部分家庭，在“中元节”来临之际，要蒸制各种造型的馒头、面塑，大部分农民要在这个时节上坟、扫墓、烧钱化纸，对故人示以祭奠，这种风俗，已经延续几千年。

过 唱

太原郊区，有一种乡俗，老百姓称之为“过唱”。过唱时，乡里人要请城里的戏班到乡间演出。过唱一般一年一次。多选在农历正月十五、四月初八、六月初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左右，其他时间也有，农忙农闲错开，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式。过唱既是民间的传统风俗，也是乡间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还是乡间串亲戚、走朋友的节日，至今仍然“红火”非凡。

《茉莉花》 歌曲简介

《茉莉花》是前线歌舞团原唱的歌曲，由何仿改编自中国民歌《鲜花调》，于1957年首次单曲发行。

《茉莉花》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因此其能够在西方世界传播。

该曲属于小调类民歌，是单乐段的歌曲。它以五声调式和级进的旋律，表现了委婉流畅、柔和与优美的江南风格，生动刻画了一个文雅贤淑的少女被芬芳美丽的茉莉花所吸引，欲摘不忍，欲弃不舍的爱慕和眷恋之情。全曲婉转精美，感情深厚又含蓄。

扩展资料：

2008年8月，为了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该曲进行了MV的拍摄。雷佳身着金色旗袍参与了MV的拍摄，为了给观众不同的视觉享受，MV导演孔嘉欢首次运用了另类表现手法，把中国宗教文化和该曲结合起来。

作为MV镜头重要组成部分，导演策划了雷佳站在几丈高的大佛的手心里演唱该曲，雷佳从容的在大佛上拍摄了MV画面。此外，该曲MV作为向北京奥运会的献礼，特别剪辑了鸟巢的镜头画面，使整个MV充满了奥运的气息 。

结婚出嫁为什么要换鞋？？

有些地方讲究男人如鞋，结婚换鞋就预示着两人不能长久，所以说婚礼当天新娘只能穿一双婚鞋，不能换其他鞋。新娘会准备两双婚鞋，一双在娘家穿，等新郎来接亲上车后，旧鞋不上车，直接坐上婚车换新的婚鞋，有开启新生活、不带走娘家风水的寓意。

以上是个别地区的一些风俗习惯，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没有这样的说法讲究，那么婚礼当天换不换鞋都是可以的啦。不过现在很多新娘为了搭配婚礼当天的中西式婚服，都会准备1~2双婚鞋替换哦。

新娘婚鞋有什么讲究

合脚的码数要正确地认清自己双脚的理想尺码。所谓的理想尺码是指当脚穿上鞋之后，十个脚趾可以在鞋里自由活动，并且有适度的内部空间。而鞋底与脚心凹陷处的弧度是相当合脚的，前脚要有活动的余地，这才算得上是理想的合适的尺码。

在去选购婚鞋的时候，最好是在下午3点到6点这一时间段去选购。因为脚部在这时会比平时稍大，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挑选的鞋子都能穿得舒服，那么这鞋子在一天中其它时间段也穿着没问题了。

根据婚纱挑选婚鞋。红色是东方新娘的首选，它不仅可以搭配白色的婚纱，也可以使红色的旗袍更加光彩夺目。

【来源】百度百科

石家庄的文化（景点、方言、饮食、手工艺、戏剧、特色建筑等） 关于这些的资料，要最新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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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 文化

石家庄市位于河北省的中南部，是河北省的省会，古时又称为“石门”，总面积约为1.58万平方公里。石家庄市所在的地区，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具有非常深厚文化底蕴的地区。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市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被共产党所解放的大中型城市。在同年的12月26日，正式更名为石家庄市。现如今的石家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在市区内随处可见林立的高楼以及宽阔的街道，“民心河”更像玉带一样环城绕市，沿河公园有20多个，像朵朵鲜花一般把这座城市装点的无比美丽。

传统戏剧

石家庄丝弦还曾有过弦腔、弦索腔、河西调、小鼓腔、罗罗腔、女儿腔等叫法，是河北省所独有的古老剧种之一，也是在全国罕见的地方戏曲声腔剧种。石家庄丝弦主要流行于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晋中地区的东部等地，这种戏剧的起源目前无从考证，通常认为早期的丝弦戏是以元人小令以及明清俗曲为基础发展演化而来。清朝初年的时候，丝弦戏已经普遍流行于河北大部地区，而且深受群众的喜爱。石家庄丝弦作为燕赵文化的最突出代表，有着很强的创造性，在河北地方剧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素来就有“昆高丝乱不分家”和“一昆二高三丝弦”之说。2006年5月20日，石家庄丝弦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音乐

常山战鼓最早起源于石家庄正定，由于这里是古时候常山郡的所在地而得名。 常山战鼓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雏型，发展到明朝时期最为盛行。正定隆兴寺建于隋朝，其大佛石座上就刻有古人击鼓的浮雕。在正定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城市村墟，锣鼓虚日”，“市井箫鼓喧闹，鼓声不绝、相塞于途”。由此可见，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也多雄壮战鼓之声”。常山战鼓是由鼓、大钹、中钹、小钹、小锣等打击乐器而组合演奏的一种民间乐曲，其曲牌大多是由多个能单独演奏的锣鼓段子所串联而成的一种联套曲体式的结构，并且主要用于广场表演。常山战鼓的套路多样而且曲牌繁多，特别以东杨庄的战鼓队最有代表性。

传统艺术

石家庄无极剪纸起源于清末民初时期，在无极当地很早的时候就有着每逢节日或是喜庆之日贴窗花的传统风俗，其剪纸的艺术风格受到山西以及天津杨柳青年画影响，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剪纸艺术。无极剪纸主要用宣纸作材料，是一种单色剪纸，主要工具为剪刀和刻刀，由于剪刀制作受工具和材料所限，因此多为刀刻而成。刀刻剪纸时需要特制的石蜡或者橡皮泥的底版，其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后来由于时代的进步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提高，无极剪纸不仅有黑白套色的，还有刻金彩衬的，十分鲜艳，再配以形态各异的艺术造型，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传统文化

耿村民间文化是石家庄藁城市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这里吸引了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考察访问。这种传统已经有很久的历史，早在明朝朱元璋时代就曾有“北有京津，南有耿村”、“一京二卫三耿村”的说法。由于耿村地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商人们把他们所知道的奇闻趣事讲给这里的村人，耿村人同样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就这样逐渐形成了如今的耿村民间口头文学。耿村由于故事数量繁多，讲述人集中，因此被称为“故事村”。这里所传承的故事内容涉及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以及文学等多个方面，学术价值较高，并且已记录和整理出耿村民间故事六千余万字，编印成内部科研卷本《耿村民间故事集》5部，耿村民间故事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加以保护。

石家庄市所辖区域，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市区白佛口文化遗址是目前全市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平原地区人类遗址，距今约6000—7000年；新乐古代遗址“伏羲台”证明了6000多年前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曾活动于此地；战国中山国文化，是石家庄历史文化脉络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继藁城台西商文化之后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文化。 

兵器文化

   两汉时期，石家庄西部的太行山区一直是制造兵器、铠甲和生产工具的重要冶金基地之一，“冶河”因此而得名；汉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道教复兴并走向鼎盛的时期，恒、赵二州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宗教史上也留下了绚丽篇章。赵州柏林寺，相传创建于东汉，是河北最古老的佛教寺院；石家庄隋唐文化中最为光辉的历史成就是赵州安济桥，它是世界公认的大型敞肩式石拱桥的鼻祖，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隋唐时期石家庄籍的文化名人有魏征和李吉甫；北宋时期，富弼、韩琦、欧阳修、沈括、苏轼等名宦贤宦先后奉使河北，都在真定府（今正定）留下足迹，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 

建筑艺术

金元时期石家庄建筑艺术成就的代表作是井陉苍岩山福庆寺桥楼殿，桥与殿浑然一体，凌空飞架于千丈深涧之间，状如飞虹，设计形式奇巧，建筑雄伟险峻，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和美学造诣。在艺术创作领域，著名的有上京毗卢寺壁画。这些壁画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壁画的传统技法，在构图、线描、用色和人物造型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此时的自然科学成果也非常丰硕。著名数学家、学者李冶在数学天元学术方面的研究，对中国的初等代数起到了奠基作用，标志着13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 检举|

石家庄辖区内的民俗文化属于中原文化类型，在世界上属于黄河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类型。它与荆楚、吴越文化相比较，在内涵上具有鲜明的中国北方特色：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兼有道家、佛家和北方农民中间自生的地方文化，几者长期共生共存。当今风俗中，含有夏朝时就已经产生的民本主义，秦朝以来不断强化的农本思想（重农轻商思想），忠孝节义观念，善恶观念，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崇文尚武精神；也有十九世纪以来，被逐渐强化的民族革命精神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观念。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以来，自然又多了一些市场经济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其存在是客观的，但有些已经与时代脱节了，比如重农轻商思想，封建忠君观念等。

民间饮食文化

石家庄一带的饮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但主要是面食文化和酒文化。

面食方面

东北有三大宝，保定有三大宝，石家庄也有三大宝。有的说，石家庄三大宝是修鞋、烧饼、烤山药（红薯），也有的说是烧饼、扒糕、烤山药。烧饼主要是长方形钢炉白面烧饼，在晋州、深泽一带也有圆形锅烙烧饼。在赵县有一种历史悠久的驴油小烧饼。这都是人民群众很喜欢的烤烙面食。扒糕则是荞麦面为主要原料做成的糕状食品，切碎拌蒜可凉食。烤山药，则是未经加工的烤制食品，在石家庄一带也已经历史悠久。

白面馍馍是民间最普通的食品。它由巧妇做成小猪、小羊、小牛、小狗、小猴、小鸡、小鸭以及小刺猬、莲花等各种形状，可以做为民间供品、观赏品，也可食用。有的用木头刻成馒头模，用它做成的馍馍就会有各种图案，也很受大人孩子喜爱。各种馍馍，还可以在结婚、丧葬礼仪中亮相。

藁城宫面已经很有影响。面条、烙饼、油条（炸麻糖）等食品也是民间极为常见的。其中，藁城耿村的麻糖、饸饹、油酥饼是很有影响的。每逢集日，它们是赶集人的主要食物。有的去耿村赶集，就是为了去解一解馋。

酒文化

石家庄一带，在商代时就有了酒的酿造。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酒就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现在，石家庄市有自己的酒厂，藁城、无极、晋州、元氏等仍有烧酒的习俗，而且有宫酒、耿王酒、龙图醉、魏征酒、宋曹大曲等较有特点和影响的品种。在无极，现在仍有200多个民间家庭经营烧锅。魏征酒，是晋州人根据魏征传说造成的白酒。宫酒和耿王酒，是藁城人和耿村人根据耿村关于清代乾隆的传说、元末明初耿王试造的白酒新品种。宫酒已经打开市场，销路尚好。栾城县自古就有羊羔酒，现在仍在酿造销售。

饮酒之风自古有之，今天在各县市仍普遍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比古时更盛。一是企业界在业务往来中酒席不断，二是民间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中摆酒很多，三是乡镇和村干部之间吃饭饮酒也很多。在我市城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存有一些白酒、啤酒和色酒。现在人们生活水平高了，各种招待服务设施也多了，酒品成为日常生活中送往迎来不可缺少的重要食品。在人们的心理上，稍有一个场合，如果没有酒则会显得有些寒酸。

除此之外，还有锅贴饼子、大锅菜和饮茶习俗等。过去曾经认为十分粗俗的饮食，现在也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中高档饭店的必备之品。作为一种饮食传统，粗粮细做，受到了现代人欢迎，可以让人一饱口福。南北大菜，现在已经在市区和各县城屡见不鲜，但真正在人们心目中有根基的还是地方风俗饮食。

民间服饰文化

穿着打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服饰出现，有时会形成一股社会风尚。我们这一带的服饰文化，主要是女性服饰和儿童服饰值得介绍。

女性服装

早在清末民初，妇女穿扮主要是受满族影响的旗袍、裤褂和三寸金莲小鞋。但在农村，穿旗袍的一直很少，因为生产劳动极不方便。后来演变为较为肥大的裤褂，多为大红大绿和蓝黑色，根据年龄不同而有所变化。皆有头饰，多为簪、卡和纂网，未出嫁时和结婚时要戴绢花、绒花等。后渐渐略去，或被新的简洁头饰所取代。“文革”以来曾时兴绿军装，青年女子也不爱红装爱武装。八十年代以来，服装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各种面料、款式服装每年都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男人在民国以后流行过中山服，现在整个中国普遍流行西服、夹克，而且长盛不衰，这是中国服装的一场革命。穿用西服或在西服基础上进行款式改革已经是市场化的商业现象。九十年代以来，女性衣饰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喜新厌旧、常换常新，追求个性，追求时尚，追求简洁，不再本色化，穿牛仔装已经很习惯，秋冬穿裙的也在增多。男人的服装相对变化较慢，很多中老年人的穿扮仍然是三年一贯制，甚至是十年一贯制。

儿童服装

大概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孩子的衣服、装饰进行过绞尽脑汁的研究和探索，成为服饰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过程。我们这一带的儿童服装，在清末民初是满族化的，主要是小袍子、小帽壳，同时也出现过很多具有地方特点的传统样式。一是婴儿过满月或百日，亲戚长辈要为孩子挂长命锁。有的是铜制品，刻有龙凤虎狮等吉祥图案，大量的是用铜钱和彩线编成长串为长命锁，现在有的用镍币编织而成。二是凤头虎尾帽，绣制极为精美，成为母亲和奶奶针线手艺的一大展示。三是颈上袼拉、胸前护巾，用以防止孩子吃饭弄脏衣裳，其绣制也比较精美，多有各种花鸟图案。四是红兜肚，一般都要绣有蛇、蝎等“五毒”动物形象，相传以此解除五毒，使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五是虎头鞋，现在仍然可见。现在服装商品化了，许多儿童服饰有了更多的款式，但部分农村和市民仍然用很传统的服饰打扮自己的孩子，也很有文化味道。

岁时节令文化

春节（过大年），是最为隆重的敬神祭祖、阖家团圆之日。我市广大农村仍然要写春联、贴神像、烧香上供，燃放鞭炮。要敬天地众神，包括宅神（土地神 ）、门神、路神、财神。连拖拉机、汽车上也要贴上红帖，写有“一路平安”或“日行万里”，并且放上香炉，按时烧香发纸，以求平安、发财。祖宗祠堂、各个庙宇都要去上香、祷告。有的家庭设有祖宗牌位，有的要去上坟，为祖宗过年。

破五，也是一种传统习俗。正月初五这一天，一般不串门不饮酒，而是早起放鞭炮，还要象征性地下地干活。民间称之为恨穷日。在正定、鹿泉和市区内，普遍认为初五串门会给人家带去穷气，所以普遍在家呆着，或者上街逛商场。

在藁城、正定一带，过初十都要吃饺子，说是老鼠节。意在安慰老鼠，但不能串门，说是防止带去老鼠。因为民间认为，连老鼠都没有的地方，就是最贫穷的地方，再说老鼠也是生灵。在晋州、辛集一带则是过十二，也说是为老鼠娶媳妇。有的过初十说是为石头过节，反映了一种石头崇拜。

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道家的上元节。这是过年的又一个高潮。这天又要大放鞭炮，也要烧香化纸，祭送神灵上天回宫。在县城或一些村镇，晚上则是灯会。

正月二十五日填仓节，这一天正定人要吃小米干饭，喝杂面汤，曾经有“填仓填仓，小米杂面汤”的说法。现在有的吃饺子，有的吃面条，但都放些鞭炮，表示“崩囤”，象征一年大丰收。在市区，这一天早晨的鞭炮也很多。

榆次区哪有卖出礼仪的旗袍？

你为啥不从网上买，现在网购这么方便，又便宜 样式又多。本地的话你得找那种定制工装的地方去，或者是裁缝店。

英雄故事 急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生辰：1929年10月15日

祭日：1948年5月25 日

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v王二小

张嘎子

加上个小萝卜头

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伟，1920年旧历八月二十生于四川自贡。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她最崇拜苏联女英雄“丹娘”；狱中难友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感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刘伯承（1892－1986）

中国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家境贫寒，自幼发愤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时代即萌发了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思想。1911年，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克丰都县城的作战中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同年秋，结识了共产主义者杨暗公、吴玉章等。1924年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与朱德、杨暗公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1927年冬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此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并提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的专门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到上海，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于1934年底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这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了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在进入大凉山时，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接着，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9月底，率部挺进山西，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所部进行的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著名战斗，痛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日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社）辽（县）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日伪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下，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残酷的“扫荡”。同时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与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所部反击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指挥上党战役，一举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接着，又挥师东向，发起邯郸战役，歼敌两个军大部，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巩固了华北解放区，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对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焊然发动全面内战。与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十个月内连续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解放了大片地区，与其战场互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

1947年6月底，根据党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巧妙地调动和迷惑了敌人。随后疾速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同年9月起，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直出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同年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了西南战役，出色地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的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推进现代化、中规划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巨大努力。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