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旗袍(杭州租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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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阴丹士林旗袍是什么东西?

阴丹士林蓝是我国出产的一种布料,初产于民国早期,称得上历史悠久。它那单纯的青蓝色,鲜嫩而素雅。解放后,单色的阴丹士林蓝布料渐渐受到冷落。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物质匮乏,一人全年才发6尺布票,大多数人只穿藏青、深灰、普蓝等几种颜色,甚为单调。对于女性特别是姑娘们来说,买花布做衣裳,不合“革命化”要求,弄不好会被认为是“追求小资情调”。于是,天性爱美的女性又悄悄地喜欢上了阴丹士林蓝。她们喜欢用阴丹士林蓝布裁制成冬季罩棉袄的罩褂,再配上深色呢裤,系条白丝巾或羊毛、兔毛大围巾,给色彩单调又沉闷的城市平添了一些生气。

全面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使民国时期的服饰时尚主流全面西化。

民国:摩登男女的服装时尚(1912-1949)

“春江水暖鸭先知”,站在民国服饰大潮前沿的依然是那些时髦新派的男女。自民国政府立后,全面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使民国时期的服饰时尚主流全面西化。

“云裳时装”是民国时尚女性最青睐的服装品牌。

1927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里,云裳服装公司隆重开张了。这是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云裳”两字,大约出自李白的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吧!

云裳公司的形象代表是红极上海滩的交际花唐瑛和诗人徐志摩的新夫人陆小曼。该公司出品的时装,完全采用西方流行的立体裁剪法,使服装的造型独特、新颖,每一品牌一经上市,立刻一抢而光。穿云裳时装是那时时髦女性的一大时尚。

云裳公司的开山之作是紧跟巴黎时尚、同时具有鲜明东方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时装女大衣。1927年的冬天,上海以及附近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大街上,凡是有时髦女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道道由云裳牌大衣组成的亮丽风景。

很快,云裳牌大衣走向北京和天津等地,成为时尚女性不可缺少的冬日装扮。

第二年,云裳公司又设计、制作了春秋两季的夹大衣、单大衣和仲夏夜所穿的具有装饰作用的绸外衣,并迅速推向市场风靡上海滩……

云裳服装公司的成功带动了上海滩服装的发展与兴旺。一年后,鸿翔时装公司在上海同孚路上开张,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可以与云裳公司分庭抗礼,成为一大时装品牌。

30年代后,在上海的法租界霞飞路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家新的时装公司;这些时装公司与云裳公司和鸿翔时装公司一起,为民国时期的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俊男靓女,提供了许许多多设计非凡、制作精良的时装。

上海于是也成了30年代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亚洲的时装之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富商大贾,都会赶到上海,选购时装——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10天之后,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

难怪!

30年代流行的高跟鞋

服装模特出现了,并迅速成为服装时尚的象征和代表。1929年天津的“服装跳舞会”,1931年上海的"服装表演会"等,均盛极一时,并成为大小报刊争相报道的焦点新闻。

而那些身穿艳丽时装的服装模特,也很快成为许多时尚女性最心向往之的职业。

皮草大衣新样式

将身体严严实实地包裹住的长袍大袖被一点点抛弃,女性的曲线之美在一点点顽强地绽放。衣袖不断地变窄变短,露出珠腕玉臂;短袄的腰身渐紧渐瘦,将纤纤细腰和优美的曲线完全地展现出来;裙子从长至脚踝逐渐向上伸展,女性洁白的小腿,乃至膝盖,都勇敢地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中;衣领从常常遮住半个脸到矮领、无领,直到袒露出颀长、性感的脖子--民国时期的女性,最终为自己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服装时尚。

无袖旗袍是民国时期非常流行的旗袍样式

西装依然是男人们时髦的服饰,但中山装很快就开始与西装平分天下。1913 年,“奉帮裁缝”运用西式裁剪法做出了第一套中山装——

1915年,一个名叫王财荣的裁缝走进了孙中山在广州的大元帅府。

王财荣,浙江奉化人,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一家“冒祥呢绒西服号”,专做各式西装。因为与蒋介石是同乡,经蒋介石引荐,王财荣在1915年初春的一天,见到了孙中山。

那时,在紧张的革命之余,孙中山一直都在琢磨着怎么设计一种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人穿着的、与传统服饰不同的新型服装。在王财荣面前,孙中山讲述了自己心中的服装样式:要与长袍马褂不同;长袍马褂是封建时代的象征,是落后、守旧的代名词。也不能完全像西装;西装穿起来精神,但太过烦琐,还要穿马甲扎领带,实在是麻烦。应该是穿起来既美观、舒适、大方、庄重又不复杂。要有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也就是礼、义、廉、耻;要有五个纽扣,象征中华民国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袖口上要有三个纽扣,以代表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

中山装含义深刻

几天后,根据孙中山的设计思想、由王财荣缝制的第一套中山装问世了。作为一种国民革命的象征,中山装很快就成了极具政治化色彩的时尚装束。那些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相继穿上了中山装。其中,蒋介石最为著名。在各种正式场合,蒋介石除了军装,就是中山装。而且,又以后者居多。

蒋介石穿的中山装都很考究,裁剪精细、合体,布料则大多是日本进口的,非一般崇尚中山装的人所能享用得起的。

1929年,蒋介石成为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他特别作了规定:中山装是民国政府的制服,在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文官宣誓就职时,必须一律穿中山装,以示“奉总理之法”。

蒋介石的侍从官俱穿着中山装

民国时期,西装虽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但国人也开始将其与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进行融合,创造出一种中西合壁的穿着来:绸缎长袍、西服裤,头顶圆形礼帽,足上是一双乌黑油亮的牛皮鞋。当然,这样的装束大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人物的时尚,如一些国民党的要员、大商人、大银行家等等。上海市市长吴铁成便经常是这么一副行头。

至于大学生和大中学校的老师,则多是上身穿阴丹士林布的长袍、下身穿西式裤子、脚穿布鞋。到民国中后期,这么一种穿着打扮,俨然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性服装。我们现在在反映民国时期生活的影视作品中,还常能看到。

穿着阴丹士林布长袍的先生们

民国期间,对旧时旗袍的改造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上海,如旗袍长短、开叉高低、有袖无袖、袖之长短等方面,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都是跟随着西方服装变化的步伐。有人曾将上海妇女旗袍从1925——1940年的长度变化,绘成一个曲线图,今天看看,殊为有趣……

旗袍,顾名思义,当然是“旗人之袍”,也就是满清人所穿长袍;民国初年,旗袍渐渐受到汉族女子的喜爱,从此逐渐盛行。30年代初,有人将原本宽宽大大的旗袍向窄瘦和苗条型发展,以显露女性的自然曲线之美,原本的长及脚踝,开始向上伸展;而开叉也不断拔高,直至大腿裸露。而且,对腰围、胸围、臀围这三围的要求更是越来越高,强调与身体紧贴,务要将人体曲线暴露和刻画至淋漓尽致,令观者一览无余。有一段时间,左右的开叉甚至高过腰际。

这在当时,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了。

矛盾先生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

“吴老太爷从乡下乘轮船来到上海,怀中紧抱着《太上感应篇》,坐进30年代的汽车里,像一具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南京路上,到处是光怪陆离的灯光和高耸的摩天大楼。最让吴老太爷大受刺激的,是一位身穿高开叉旗袍、连肌肤都能看得分明的时髦少妇。那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双白腿,简直好象没有穿裤子。这情形,不禁让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终于,吴老太爷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不过,旗袍的发展曾遭遇过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封杀。

孙传芳曾多次下令:严禁在他治下的妇女穿旗袍,其理由是“有伤风化”。

“孙大帅”手握重兵,在东南地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威风十足;他既然已经下令,便很少有人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但“孙大帅”的“旗袍禁令”最后却因为自己的老婆而废掉了。他的老婆年轻漂亮,酷爱穿旗袍。有一次,这位爱穿旗袍的“大帅夫人”,前往杭州灵隐寺烧香时,就穿着极为时髦、曲线毕显的旗袍。此后,江、浙和上海一带的报纸上就纷纷登出文章,对“孙大帅”的“旗袍禁令”和禁令的执行冷嘲热讽。不久,北伐军挥师北上,打跑了昔日里威风八面的孙传芳。而这位“孙大帅”和他的“旗袍禁令”,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于是,旗袍继续作为一种服装时尚,灿烂于民国的天空中……

儿子结婚时喜婆婆想租祺袍穿,问有没有那里能租到?

儿子结婚时喜婆婆想租旗袍穿,可以租到的,现在到婚庆公司就可以租到喜婆婆穿的旗袍

上海最后的“手工裁缝”,坚持86年只做旗袍,为什么如今技艺却面临失传?

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衣柜里面没有一件旗袍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诚然,女性的身份也好,行为也罢,不需要通过一件衣服去定义,但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旗袍对于中华女性来说,的确有着不一般的地位。

在往常思维当中我们都认为旗袍是源于满族女子的旗装,清军入关后也将这股服饰风气带入了神州大陆,但实际上旗袍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的深衣,"袍"向来都是中华传统服饰的形制之一。尽管1912年清帝退位,几千年封建王朝全部灰飞烟灭,但王朝可以一朝衰落,留下的习俗与文化却是生生不息的。

民国是个动荡的年代,新老思想冲击碰撞,西方的思想文化正在对我们传统习俗发起挑战,一时间人人都以西洋来的"舶来品"为傲。在这种情况下旗袍作为传统服饰能够跟西方传来的雍容华贵的大蓬裙以及干脆利落的西装平分秋月,成为当时女子们最喜爱的服饰,可见其本身特有的魅力。

如果要说哪里的旗袍最为正统,那么一定当属江浙沪地区,尤其是上海滩。《金陵十三钗》想必大家都看过,一个个袅娜的倩影,满怀着的是家国情仇。那个时候的租界当中,往来的摩登女子更多的穿着的就是旗袍,比如说我国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她在公共场合从来都是穿着旗袍,成为了一道行走着的独特的风景。

旗袍是公认的最难以定义的衣裳,不同的女子穿了就像是被注入了不同的灵魂,因为旗袍讲究一个贴身,因此最好的旗袍一定是量身定制的,而由于上海滩旗袍的盛行,可以说最好的旗袍裁缝全都集中在了这里。

我们都知道,纯手工作业费神费力费时间,尤其费钱,一件好的旗袍往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定制而成,价格也居高不下,因此大家都开始转变去购买成衣,原本煊赫一时的手工旗袍逐渐落得无人问津的地步。但真正了解了旗袍就会发现,这样一件衣服就该精工细作,慢工才能出细活。

褚宏生正是这么一位专门做旗袍的裁缝,甚至被誉为上海最后的手工裁缝。真正精美的旗袍有多难做?光是针法就有正抢、反抢、叠抢三种,一枚精美的盘扣需要熟手花费3个小时的功夫方能制成,不同年龄的女子,不同材质的旗袍,不同纹色的布匹,所用的样式跟配饰都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每一件手工裁缝都是独一无二的。

褚宏生做手工裁缝至今已经86年了,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拉链开始出现,盘扣开始成为装饰;之后大家都开始用缝纫机,甚至用大型的机器,制作旗袍速度快了很多,传统的手工旗袍最简单的一件也要做一周,但如今一周不知道机器能够做出几百件甚至更多出来。

有人问褚宏生,那么机器这么方便,为何他还坚持做纯手工旗袍?褚宏生表示:"机器踩出来的衣服硬梆梆的,体现不出女性柔美的气质,人手才能缝出圆润的感觉。"有人称褚宏生为旗袍大师,他本人并不接受这种称呼,尽管他已经完成了超过5000件的手工旗袍,但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做衣服的,哪有什么大师不大师之说。

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渐渐遗忘了老祖宗们传下的经典文化,尽管旗袍如今不仅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众多国际项目当中制定的礼仪服饰,可手工旗袍如今依旧面临着失传的窘境,这样的情况怎能不让人痛心?

上海女人具备什么特点使她们穿旗袍特别有感觉和味道?

上海女人,当然是国内最受争议的女性一族,她们将上海男人,锻造得温柔绅士,虽然这曾经被北方人作为小品中的“丑角儿”,比如巩汉林塑造过多次的面部表情忸怩口操“s,sh”不分的蹩脚国语,穿着围裙的“小男人”的形象。 上海女人,世故而精明。上海人,鲜有政治热情,可是却有着外地人鲜有的爱乡激情,上海人热爱着自己的家乡,坚信着自己的文化是优势文化,这种看来有些自恋的情怀几乎到了不容他人争议的地步,有些象日本人的本土意识。对于政治,上海女人懂得,政治,是众人劳作一人受益的行为。这就应和了上海人每日必说的三个字“勿合算”。上海人信奉的是,一人劳作一人受益的生存原则,这是上海女人认为“最合算”的生存之道。但上海人绝不会干涉任何一种别人的徒劳行为,甚至不会多用目光带一眼这些热情的徒劳,口舌自然也不愿多费在这方面。但是,对于世界时尚的生活品质,从衣着穿戴,到情趣品位,甚至情感历练,上海女人却是乐此不疲。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上海女人,绝不会挟持着别人,一起认同这种“小资情调”的生活,虽然外地人一直高呼打杀这种与徽州贞节牌坊相对立的高调女性生活,可是上海女人却一直在上海男人的呵护欣赏的目光里,一代胜过一代地依然故我,呵呵!当然,《徽娘婉心》也曾在上海热播,可是别以为那是剧中的高调惟美地复古女性道德观的意图,战略了上海女人的精神要地,却实在是因为范冰冰的美丽化妆技巧,和刘晓庆的驻颜术,深深地吸引了上海女人,呵呵!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上海女人,走在除上海的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认出。原因一,当然是上海女人清爽伶俐的外貌气质,原因二,就是上海人喳喳的说话声,上海人,不会因为身处他人的领土,而变得小声紧张,相反,面对周围异样的眼光,上海女人更愿意以高分贝的“上海闲话”,昭示着“上海洋气”的鹤立鸡群,呵呵!所以不管在什么旅游名胜处,最显眼最喧哗的,都是上海旅游团。

旗袍是什么年代的

清朝的。旗袍是女性服饰之一,源于满族女性传统服装,在20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汉族女性改进,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民国以后,上海、北平等地的汉族女性在其基础上予以改良。1949年之后,旗袍在大陆渐渐被冷落,尤其文革中被认为封资修象征大量毁坏。旗袍有两部同名电视剧,一部由邱心志,田海蓉主演,一部由周迅,柳云龙主演。作家雪静出版过名为《旗袍》的历史小说。

“旗袍”最早是男子的象征,后来为什么成为女性专属?

在民国服饰史上,旗袍可以说是一笔最惊艳的“糊涂账“。

民国时期,孙中山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可反讽的是,不久便兴起了旗袍。曹聚仁曾在《上海春秋》一书中说:“前清亡而旗袍兴,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变化”。

一、

然而,这一变化的内容及过程,至今仍纠缠不清,认为旗袍是一种新式服装,与清朝旗装没有多大关系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这种观点或者说观念的形成,说起来有些搞笑,不过是割断历史、一叶障目的结果。因为如果从旗袍成熟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来看,可以作如是观。问题是,旗袍是一天变成这样的吗?

很多人或明或暗最喜欢引用的关于旗袍起源的文字是张爱玲的《更衣记》:“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是的,汉民族的传统是上衣下裳,裳外再加裙而已,袍是爷们的专利,女儿们只能靠边。

可是,1920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也想着要穿一截的袍子。“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其实,汉族女子想要穿袍子,并没有等到1921年,起初也不是“蓄意要模仿男子”,实在是因为这满族妇女之袍乃是贵种的象征,既然能跟贵族扯上关系,那就免不了想要模仿一番。

就像申左瘦梅生的《竹枝词》所说:“簇新时派学旗装,簪挽双双香水香,拖地花袍宫样好,宽襟大袖锦边镶”。当然敢于模仿还得等到晚晴摇摇欲坠、式微之际,而且也只有在上海租界才敢。

如果说那时候的旗袍与后来的旗袍算不上同一回事的话,曹聚仁的说法总应该值得重视:“旗袍的产生,大约在1914年到1915年间,风会的中心,就落在上海这个东方城市上。旗袍的样式,年有不同,它是从满清女子的服装发展出来的新鲜式样。最初是以旗袍马甲的形式出现的。即马甲伸长及足背,以代替原来的裙子,加在短袄上。到了北伐军北进,旗袍就风行一时。”

二、

旗袍最初虽然是以贱效贵,后来像张爱玲等力主旗袍的产生是因为时代的召唤,女子蓄意模仿男子,然而也有一个客观的实用效果——保暖。一袭的长袍,总要比两截的衣裳要暖和不少,而且也方便不少。

所以,最初的旗袍都是冬装外套(不同于现在突出线条的旗袍)。民国成立前几年,妇女都效仿男子身着大衣,后来渐渐改为合衫,也就是旗袍,内袭细绒皮毛,外则用极艳丽的绸缎,这种衣服的设计是以保暖御寒为主。

1920年3月30日朱荣泉《女子着长衫的好处》对旗袍的功用做了很好的总结:一是便利(上衣下裳,太不便当;长衫一件便够,省时省力);二是卫生(冬天上下都暖,夏天比裙凉);三是美观(旗袍比衣裙好看);四是省钱(节省了布料)。还有一层关系,便是女子剪了头发,着了长衫便与男子没什么分别,男子看不出是女子,就不起种种坏心思了。

所以,与其说旗袍是在满族原有旗装的基础上做了大胆改动,毋宁说是一次彻底的女性服装改革。虽然听起来有点过于混搭。

三、

旗袍形成过程的另一面,即所谓模仿男子的服装,准确的说,直接模仿伪满洲女子服装,间接模仿男子服装,也表明旗袍产生的沿袭性而非革命性。

《中国女子服饰的演变》说:“长袍本来是满洲女子的土著服装,为了纪念八旗兵,才称做’旗袍’“,所以旗袍”式样很富男性感觉“。而汉族男子的服装,也是从清朝开始,才告别了上衣下裳,穿起旗式的袍子,就像我们今天说一个男人像北方人一样,具有了粗粝的男子气概。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男女服装在上衣下裳这一最悠久的共性上有了分野。故而,当男子受人攻击的时候,他会拍拍胸膛,申辩他不是穿节头衣服的人,这就是在说他不是一个女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旗袍都给予人一种男性化的感觉,即便是在美感上认可旗袍的周瘦鹃先生,着眼的却是旗袍的男性美:“妇女的装饰实在以旗袍为最好看,无论身材长短,穿了旗袍,便觉得大方而婀娜,并且多了一些男子的英爽之气”。

就算是这样,旗袍的发展终归要走向女性化。这一重要契机的到来,是西式收腰装袖等工艺的引入。就这样,旗袍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以前效仿旗人妇女“既大且宽,足以御寒也便于上马驰纵”的旗袍变成“既长且窄,衩子极低,仅足够表现窈窕婀娜,娴雅斯文,却对走路做事都不相宜”。

大约到1934年左右,旗袍从革命回归古典,既摆脱西化的模范,也摆脱对旗人妇女的模范,成为时人需求的袍子。

与此同时,象征勇武的男子旗袍,却在新的时代里成为了文雅之袍,甚至文雅到酸腐如孔乙己的长袍。再后来,男人穿长袍,就仿佛女人穿裙子一般,具有女性的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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