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郑成功的资料
• 2、v与郑成功有关的战争
• 3、漳州各方面的知识
• 4、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故事！急！
• 5、客家民居的特点

郑成功的资料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幼名福松，名森，字明俨，诣明末大儒钱谦益时受字大木。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更名成功，故又称郑国姓、国姓爷；南明桂王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又称郑延平。荷兰等西洋国家根据“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Kok-sèng-iâ，称之为“Koxinga”。 郑成功是南明抗清名将，父为海盗出身的南明将领郑芝龙，母为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籍贯福建泉州石井（现拆分为晋江安海镇，南安石井镇），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他在郑芝龙投降清朝而被俘虏后，领军和清朝对抗十五年，是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势力，期间一度以大军包围金陵，但功败垂成。他并率军渡过台湾海峡，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并接收其领地，建立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史称明郑时期。

参考资料：

回答者： 似幻似魅 - 四级 2010-9-4 10:55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回答者：匿名 2010-9-4 11:02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幼名福松，名森，字明俨，诣明末大儒钱谦益时受字大木。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更名成功，故又称郑国姓、国姓爷；南明桂王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又称郑延平。荷兰等西洋国家根据“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Kok-sèng-iâ，称之为“Koxinga”。

郑成功是南明抗清名将，父为海盗出身的南明将领郑芝龙，母为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籍贯福建泉州石井（现拆分为晋江安海镇，南安石井镇），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他在郑芝龙投降清朝而被俘虏后，领军和清朝对抗十五年，是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势力，期间一度以大军包围金陵，但功败垂成。他并率军渡过台湾海峡，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并接收其领地，建立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史称明郑时期。

少年时期

郑成功母子雕像(台湾台南郑氏家庙)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1624年8月27日／日本宽永元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父亲郑芝龙为海商及海盗之首领，于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台湾、菲律宾等海域拥有极大势力。郑成功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后，郑成功才被接回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津（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读书，该处现为成功小学校址。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郑成功考中秀才，又经考试成为南安县二十位“廪膳生”之一。

崇祯十四年（1641年），迎娶福建泉州惠安进士礼部侍郎董飏先侄女。

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成功为求深造进入南京国子监就读，拜入江浙名儒钱谦益门下；钱谦益为了勉励郑成功乃替他起“大木”之别字。

同年，李自成攻破燕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灭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进驻北京城。大明遗臣遂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嵩登基，于隔年（1645年）改元“弘光”。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破扬州、南京，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杀之。弘光政权灭亡。

隆武时期

1645年南明弘光朝覆灭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于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鉴称帝，于当年七月改元“隆武”。同年稍后，鲁王朱以海亦称监国于绍兴，改隔年为“鲁监国元年”。隆武、鲁监国两政权虽皆“矢志恢复”，却彼此矛盾、冲突不断，各行其是。

隆武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郑成功得隆武帝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改名“成功”、仪同驸马；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受隆武帝赐国姓。这就是人称郑成功为“国姓爷”的由来；郑肇基因为年纪较小，人称“小国姓爷”。

隆武二年（1646年/清顺治三年）起，郑成功即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的器重。然而真正握有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却无意全力抗清，甚至在清军南下福建的时候，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将军队撤回福州。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

清朝大学士洪承畴为郑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朝投降。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带着部分兵将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降清之后不但得保家业，还能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征闽主帅博洛背约，不但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燕京，更出兵攻打郑家的故乡闽南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已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却不幸碰上此次劫难，于战乱中自缢身亡；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抗清的决心。

隆武二年八月，清军攻克浦城、霞浦，隆武帝出奔江西，却在汀州遭清军俘虏，之后绝食不屈而亡。

起兵抗清

郑成功势力范围示意图郑成功走避金门之后，便开始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隆武三年（1647年）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失败。八月，成功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隆武四年（1648年/清顺治五年），原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怆然退回海上。

同年，清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清，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永历朝廷，使反清复明的声势一时大涨。只可惜各方反清势力在彼此没有默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大多沦为地方性的抗争。不久后，清廷压制了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势力；广东李成栋军亦于永历三年灭亡。

永历三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后永历帝册封他为延平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

潮州之役

是时，闽南地区呈现混乱的局面，除了明、清的官方部队以外，到处都有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钱粮，宛如土皇帝；相较于这些地方势力，郑成功拥有较完善的军备，但却也因为军队太庞大，而领土太少，面临筹集粮饷的重大问题。永历三年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了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清军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隔年五月之间，又第次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

潮州守将郝尚久虽于永历二年时就已随李成栋反清，但其曾经袭击施琅、郑鸿逵的部队，也曾经拒绝郑成功“联军”的要求，并在郑成功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郑军为难，与郑成功之间素有嫌隙。永历四年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攻击潮州。郝尚久部队不敌郑军，只好退守潮州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亦再次攻入广东，使得郝尚久在潮州处于背腹受敌的情形，一气之下便向清军投降，引清军进入潮州城，一同对抗郑成功。郑军围困潮州城长达三个月，除了久战不克、士气低落，亦面临粮饷接济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夺取厦门

永历四年（1650年/清顺治七年），时郑成功族叔（一说族兄）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退回闽南之后，为了拓展实力乃借口郑联在厦门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永历四年中秋节，郑成功趁著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大意并未设防，惨遭刺杀身亡。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更加不敢与郑成功作对，回到厦门便将兵权都交了出来；郑成功自此接收了郑彩、郑联大部分的部队，并且实际取得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

厦门失守

永历四年十一月，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永历帝敕南下勤王，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同年，鲁王在阁部曾樱等人陪同下，来到厦门投靠郑成功，被安置在金门。

永历五年（1651年/清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抵南澳。二月二十五日，郑军舰队于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郑成功的主船险些解体、翻覆，几乎所有船上器具，包括鼎灶都一并丢失；据记载当时船上甚至连食物都无法准备，郑成功本人也连饿两餐。直到隔天下午风雨渐歇，郑成功的主副座船才得以回到岸边与舰队会合。此乃郑成功本人于海上遭遇最大的一次凶险，事后郑成功也重赏主副中军船的两位驾驶。

三月，郑军抵达广东大星所。另一方面，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的主力军队已经前往广东，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趁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趁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往厦门，并且顺利在海面上击败郑军。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未战先怯，只顾著将财物搬运至私人船上逃亡；使得清军相当轻松就攻破厦门，并将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只来得及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逃过一劫。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却没打算留在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即返回内陆。这时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正好于海面遭遇返航之马得功部队，将其围困，却被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命，无奈之下只好放走马得功。不久，郑成功于广东得知了厦门遭袭击的讯息；原本他仍坚持继续南下勤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收复厦门后，郑成功追究起责任，将怯战以逃的叔父郑芝莞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郑鸿逵则交出兵权、自请退隐白沙，不再过问政事。

永历五年五月，郑成功麾下大将施琅处决郑成功手下曾德，因而得罪了郑成功，使得郑成功决定诛杀施琅一家。施琅在友人帮助下虽逃过一命，但父亲、亲弟都被郑成功处死，从此与之结下深仇。施琅逃离厦门后，决定再次向清朝投降。

漳州、海澄之役

永历五年（1651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市）等地战斗，获得了磁灶战役、钱山战役和小盈岭战役的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郑成功，使郑军的声势愈形高涨。

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一月，清海澄守将赫文兴向郑成功投降。二月，郑军攻长泰，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于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着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多数清军，取得江东桥战役的胜利。不久即攻下长泰。

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进攻漳州府城，将之层层包围。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战舰迎击，于崇武大败清军，取得崇武战役的胜利。郑军在海上大捷，因而对漳州城的施压没有稍减；然而漳州守军亦相当顽强，使得围城的势态持续超过半年。

几个月下来，漳州城内的水粮已竭，士卒、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据说当时，城中军民互相争夺食物，即使家中有食物者也不敢烹调，因为一旦被发现燃起炊烟的人家就会被抢，更传说有人吃人肉的惨况发生。永历六年九月，清军将领固山额真（都统）金砺率领了万人大军开抵福建，进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敌军。郑成功将部队布置于江东，欲用击败陈锦的同样方式，来伏击金砺军，但却遭金砺固山识破，两军展开混战。郑军于交战失利后，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

永历七年（1653年/顺治十年）四月，金砺进犯海澄，与郑成功展开激烈战斗。在清军的猛烈炮火之下，郑成功部队损失惨重，许多部将战死；郑成功见军队士气低落，亲临阵前喊话，也险遭炮击。五月，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取得海澄战役的胜利，海澄得保安全。

与清议和

永历七年（1653年/顺治十年）五月，清军两度大败后，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不接受。八月，双方议和，郑军得以休兵筹措粮饷，稍事整顿。十一月，顺治帝再度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承诺给予一府（泉州府）地方安置兵将，为郑成功仍不接受。

永历八年（1654年/顺治十一年），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则浙、苏地区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攻入长江，直达金山寺，威胁南京城；但因为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二月，清廷再遣使与郑成功，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再拒绝之。八月，清又遣使往议；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郑成功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又一次拒绝清朝提出的条件。

永历八年，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连姻来巩固盟谊；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

永历八年十一月，清漳州协守刘国轩向郑成功投降，引郑军进入漳州府城；漳州总镇张世耀见大势已去，与以下官员尽皆向郑军投降。十二月，郑军分兵进击，拿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军队进入兴化地方。

设六官、改中左为思明州

永历九年（1655年/顺治十二年），因为永历帝和郑成功势力相隔遥远，永历帝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朱术桂和明朝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郑成功同时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郑成功亲自督察官兵操练。

同年九月，清定远大将军和硕郑亲王世子济度率三万大军入闽，会同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郑成功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漳、泉两府属邑，并拆毁城墙让清军无所屯扎，借此巩固金、厦的防御。与此同时，还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一北上浙江，一南下广东，令清军腹背受敌、难以兼顾头尾。北上郑军连战皆捷，攻入舟山；南下郑军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援军击溃，死伤惨重。隔年四月，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攻厦门，于围头海域遭郑军痛击，清军大败而归。郑军取得泉州战役的胜利。永历十年（1656年）十二月，郑成功部队又在闽东北取得护国岭战役的胜利。

南征舟师返回厦门，郑成功议处败战之罪，原本要将苏茂、黄梧、杜辉一起处死，但是在众将跪地求情之下，郑成功决定斩首苏茂一人，黄、杜则戴罪图赎。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嘱咐黄梧以戴罪之身应力图建功；但是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害怕自己一旦再犯错就会送命，于是便与副将苏明商议，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出海澄县城。海澄是郑成功多年来投注了相当多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坚固堡垒，黄梧的投降无疑给了郑成功一大打击。

起兵后的十多年，郑成功的据地仍然只以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为主。但是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一方面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山五商〉，开辟货源以和外国人贸易来累积资金；一方面以此募兵（包含日本、白人、黑人等外籍佣兵）及进口盔甲、铳炮、刀剑等武器来筹备军力、军备；又以内陆的商业据点为基，发展情报组织洪门。

长江、南京之役

永历十二年（1658年/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决定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非常惨重，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隔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南京。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江南一时震动，百姓纷纷剪去发辫脱去旗袍并哭声言道时久不见大明衣冠已。后因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明军大败，损兵折将，包括甘辉、万礼、林胜、陈魁、张英等大将皆死于是役。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县，做为再次进攻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最重要的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永历十四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四万余人，取得厦门战役的胜利，声威复振。

攻占台湾

1675年出版的揆一《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书中插图，描绘台江内海海战。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所部元气大伤，并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郑成功决定前往台湾。永历十五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荷兰于台湾拥有两大防御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今台南市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崁地方的普罗民遮城。四月初一（1661年4月30日），郑军经由鹿耳门海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意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Provinta，今台南赤崁楼）。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击沉荷军舰Hector号，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普罗民遮城。不久，于四月五日（1661年5月4日）即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五月二日，郑成功改赤崁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

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由于考虑到两万大军的粮饷调度不易，郑成功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一开始即对热兰遮城施压，试图胁迫荷兰军队投降。遭荷兰大员长官揆一(Frederik Coyett)拒绝其投降要求之后，郑成功一度下令强攻热兰遮城，却遭遇荷军极顽强抵抗，郑军损失惨重。由于强攻不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被迫改变策略，派出大部分的军队至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的战略。

永历十五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大员，除了六百多名士兵、十一艘军舰以外，增援部队亦为热兰遮城带来大量补给品与火药。时郑成功的军力仍分散台湾各地实行任务，驻守于大员以及普罗民遮城市镇的军力预估不到三千，遂使荷兰军重新燃起反扑的希望。七月中旬，停泊于外海的荷兰援军遭遇强风侵袭，被迫离开大员海岸，前往澎湖躲避风雨；其中荷兰军舰Urck号不幸搁浅，船上人员皆遭郑军俘虏。此一变故，使郑军获得整备的暂机，待荷兰军舰于八月回到大员海域时，郑军虽未能调回多数兵力，却已然完成作战的准备。八月中旬，荷、郑两军于台江内海展开激烈海战，郑军大获全胜，击沉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船只数艘，自此荷军丧失主动出击的能力。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德籍荷兰士官Hans Jeuriaen Rade叛逃，郑成功在其提供之情报的帮助下，炮轰击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十二月八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大员长官揆一修书予郑成功，表示同意“和谈”。几经谈判，荷兰人终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662年2月9日)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郑成功下令屯垦台湾的范围，北达噶玛兰（宜兰），南至琅峤（恒春），后因大肚平埔族拍布拉(Papora)族大肚王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减缓扩张；郑成功实际的统治区域大约是从二林（现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屏东县佳冬乡）的范围之间。

1661年康熙帝初即位，郑氏降将黄梧向清廷建议“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燕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以来的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加上在台将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郑经又在澎湖与乳母私通，使得郑成功内外交逼，于永历十六年五月（1662年6月23日）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原葬台南近郊洲仔尾（今属永康市）。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仍奉已死的南明永历帝之正朔。后因降将施琅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内陆。

官位

宗人府宗正协理宗人府事

提督禁旅、仪同驸马都尉

御营御武副中军勋戚、总统御营军务

招讨大将军

爵位

忠孝伯- 受封于隆武二年三月（1647年）

威远侯- 受封于永历二年十月（1648年）

漳国公- 受封于永历三年七月（1649年）

延平王- 永历帝于永历八年八月（1654年）敕封郑成功为延平王，郑成功谦辞不受。九年四月（1655年）永历再次下诏并赍延平王册印至厦门，郑成功乃不再推辞受封为延平王。[12]

潮王（辞未就）- 永历帝于十一年十一月（1657年）敕封郑成功为潮王，郑成功谦无功辞不敢受。

潮武王(追谥)- 1681年(永历三十五年)四月郑克塽追谥其祖父为潮武王(郭弘斌郑氏东宁王朝年表)。

v与郑成功有关的战争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生

1645年，弘光朝覆灭後，郑芝龙、郑鸿逵兄弟於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鉴称帝，於同年七月改元「隆武」。郑成功得隆武帝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朱、改名「成功」

少年将军

1646年（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起，郑成功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器重。

起兵抗清

征闽主帅博洛出兵攻打郑家故乡闽南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碰上此次劫难，於战乱中自缢身亡，隆武政权灭亡，郑成功避走金门，然後开始於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1647年1月（隆武二年十二月），郑成功在小金门（今日金门县烈屿乡），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取得金门 厦门

1647年农历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失败；农历八月，成功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府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1648年（清顺治五年），原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後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农历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退回海上。

1649年（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农历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清军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隔年五月之间，又次第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

1650年（永历四年）农历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击之；郝部不敌，退守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

1650年（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中秋节取得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

进图泉漳

1651年（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市）等地战斗，获得了磁灶战役、钱山战役和小盈岭战役的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

1652年（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农历正月，清海澄守将赫文兴向郑成功投降。二月，郑军攻长泰，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於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著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多数清军，取得江东桥战役的胜利。

1652年 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於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馀艘战舰迎击，於崇武大败清军，取得崇武战役的胜利。郑军在海上大捷

1652年（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农历九月郑军於交战失利後，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清军趁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

1653年（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於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取得海澄战役的胜利

1654年（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农历十一月，清漳州协守刘国轩向郑成功投降，十二月，郑军分兵进击，拿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军队进入兴化地方。

1655年（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农历九月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一北上浙江，一南下广东，北上郑军连战皆捷，攻入舟山；南下郑军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援军击溃，死伤惨重。

1656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四月，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攻厦门，於围头海域遭郑军痛击，清军大败而归。郑军取得泉州战役的胜利。

1656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农历十二月，郑成功部队又在闽东北取得护国岭战役的胜利。

1657年 海澄守备黄梧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出海澄县城。海澄是郑成功多年来投注了相当多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坚固堡垒，黄梧的投降无疑给了郑成功一大打击。

起兵後的十多年，郑成功的据地仍然只以金门、厦门等闽南沿海岛屿为主。但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

长江南京经略

1658年（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於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非常惨重，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1659年（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江宁府城（原明南京）。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江南一时震动，百姓纷纷剪去发辫脱去旗袍并哭声言道：「时久不见大明衣冠矣！」後因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明军大败，损兵折将，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重要一役，却是先盛後衰，大败收场

1660年（明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四万馀人，取得厦门战役胜利

攻取台湾

荷兰人常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至东南亚商船，郑成功多次派出水军打击荷兰舰队，并於1656年到1660年期间两次警告荷兰人，除非荷兰人停止劫夺华人的商船，郑氏将不会与荷兰贸易

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荷兰当局於台岛西南建有两大防御要塞，一为位於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的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二为位於台江内陆赤崁地方（今台南市中西区）的普罗民遮城（Provintia）。农历四月初一，郑军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并於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随後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击沉荷军舰赫克特（Hector）号，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普罗民遮城。不久，於阳历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即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农历五月初五，郑成功改赤崁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二县。

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农历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大员，除了六百多名士兵、十一艘军舰以外，增援部队亦为热兰遮城带来大量补给品与火药。时郑成功的军力仍分散台湾各地实行任务，八月中旬，荷、郑两军於台江内海展开激烈海战，郑军大获全胜，击沉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船只数艘，自此荷军丧失主动出击的能力

荷兰大员当局终於1662年阳历2月9日（明永历十五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漳州各方面的知识

概况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地处东经117°-118°、北纬23.8°-25°之间，东濒台湾海峡，与厦门隔海相望，东北与泉州接壤，西北与龙岩相接，西南与广东的汕头毗邻。全市总面积1.2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万，绝大多数为汉族，也有畲族、高山族等21个少数民族。漳州是著名的侨乡和台湾祖居地，旅居海外的华侨、港澳同胞有70万人，台湾人口中1／3的人祖籍是漳州，是侨、台胞寻根谒祖的府地。

历史沿革

漳州具有悠久的历史。唐武后垂拱（685-688年）以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建制。秦汉时只在闽粤通道的盘陀岭设蒲葵关；晋代初年在梁山下建绥安县；梁天监（502-519年）年间在荆城（今靖城）建兰水县；梁大同六年（公元504年）在九龙江畔建置龙溪县；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并绥安，兰水入龙溪县。

唐高宗总章（668-760年）年间，闽粤一带少数民族常连结一起反抗唐王朝。至仪凤（676-679年）年间，高宗诏令玉铃卫翌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二千多入闽，并统领岭南行军奋力征战。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继承父志，率领其众，平定了闽粤边境，在云霄县的漳水之北且耕且。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一州，州治最初设在云霄县的西林，因旁有一水叫"漳江"，所以叫"漳州"。同时，在绥安故地设置漳浦县。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漳州治移到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到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又迁往龙溪（今漳州芗城区），改称漳州郡。元代改称漳州路，明清两代称漳州府；民国初年并为汀漳龙道；1934年改为福建省第五行政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福建省第六行政区，又叫龙溪专区；1969年改为龙溪地区。1985年7月实行"地改市、市管县"行政体制，原来的龙溪地区改为漳州市，邮政编码: 363000，电话区号: 0596。

漳州建置后，沿革多变，管辖范围和县份不一。唐垂拱时，分出泉州所辖龙溪县一部分隶漳州，分置漳浦和怀恩两县；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废怀恩县，割龙溪县来属；宋乾德（963-968年）时，领县除龙溪、漳浦外，还有龙岩、长泰，共四县；元时增设南胜县（后改为南靖县）；明成化（1465-1487年）年间，增加漳平县；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析出平和县；嘉靖九年（公元1734年）龙岩分出升为直隶州，并管辖漳平、宁洋两个县，漳州府范围剩下七个县。民国以后，从漳浦分出了云霄县，划漳浦和诏安的一部分建置东山县，复从龙溪县分出了华安县，这时管辖又增加为十个县了。1951年6月1日，在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建立了漳州市；1960年春，龙溪县与海澄县合并为龙海市；1985年6月，地市合并改称漳州市，原漳州市建制改为芗城区。1993年6月，龙海撤县建市（县级市）1997年1月，龙海市、芗城区各划出一部分辖区成立龙文区。漳州市遂辖八县一市二区，即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平和、南靖、华安、长泰县和龙海市、芗城区、龙文区。

经济

漳州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已初步建成了以名、优、特产品为依托，以乡镇企业为基础，具有地方特色的轻型工业体系。全市主要工业生产行业有纺织、机械、电子、食品、包装、建材、制罐、医药等15个门类，产品1000多种。确立了食品、机械、电子、电力四大支柱产业和建材、旅游两个重点产业，工业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

漳州是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台农业，高优农业和外向型农业特色明显，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和海峡两岸（漳州）农业合作实验区。确立了水产和林果两大支柱产业，建成了全省最大的高优创汇农业基地、绿色食品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具备了加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基础和条件。

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626.36亿元，比2004年增长11%；三次产业结构为24.6∶39.9∶35.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53.93亿元，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49.86亿元，增长17.6%；第三产业增加值222.57亿元，增长9.3%。财政总收入50.61亿元，地方级财政收入26.96亿元；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441.50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其中，企事业存款98.91亿元，增长7.2％；储蓄存款余额285.13亿元，增长14.5%。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96亿元，比上年下降2.4%。其中，中长期贷款126.17亿元，增长20.9%；短期贷款157.93亿元，下降16.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9.94亿元，增长1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41元，增长11.1%，农民人均纯收入4690元，增长8.6%。2006年上半年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359.89亿元，增长25.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1.40亿元，增长32.6%；财政总收入31.86亿元，增长2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4.55亿元，增长12%。

漳州物产富饶，素有"花果之城"、"鱼米之乡"的美称。这里盛产"六大名果"：芦柑、荔枝、香蕉、龙眼、柚子、菠萝；"三大名花"：水仙花、茶花、兰花；以及对虾、石斑鱼、鲍鱼、龙虾、红蟳、扇贝、牡蛎、泥蚶、鱿鱼等海珍品。天香丽质的水仙花、"国宝神药"片仔癀和"国货之光"八宝印泥，被誉为"漳州三宝"，名扬海外。木偶雕刻、珍贝漆画、九龙璧玉雕等旅游工艺品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

漳州对外友好交往日益频繁，国际友人来访日益增多。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曾先后来访。美国夏威夷水仙花皇后旅游团、12国驻沪外交官和夫人考察团也来寻根、考察。1991年与日本谏早市缔结为友好城市。

自然地理

一、山脉、河流、平原

漳州西北多山，东南临海，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多样，有山地、丘陵、又有平原。西北部横亘着博平岭山脉，海拔700至1000米，平和县境内的大芹山为最高点，海拔1544米，其他较著名的山岭，有平和县的小芹山、灵通山、长泰县的天柱山、良岗山、漳浦县的梁山，诏安县的九侯山，云霄、诏安、漳浦三县交界的乌山等。全市山地面积8000平方公里。海拔80-240米的丘陵地约2956平方公里，仅地面积的23.56%。

漳州最大的河流是九龙江。九龙江发源于博平岭山脉，分北溪、西溪、南溪三条干流，横贯华安、长泰、平和、南靖、芗城、龙海市等六个县区。两条干流在龙海市的三叉河汇合后，又分流进东海。干流长258公里，合支流共长1923公里。九龙江在福建省是仅次于闽江的第二大河，除九龙江外，境内较大的河流还有云霄县的漳江，诏安县的东溪，漳浦县的鹿溪，长泰县的龙津江。

九龙江沿岸有许多河谷盆地。在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有566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的第一大平原。由于土地肥沃，盛产稻谷、甘蔗、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

二、海湾

漳州的龙海、漳浦、云霄、诏安、东山五个县区临海，海岸线全长680多公里。南端的东山岛形如蝴蝶，是福建省的第二大岛，也是福建省著名的渔区。龙海的浯屿岛，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靠近厦门，是著名的渔岛。漳浦则有三个半岛：古雷半岛、六鳌半岛和整美半岛。漳州沿海海岸曲折，海湾较著名的有：诏安湾、东山湾、旧镇湾等。

诏安湾：诏安湾海域广阔，是闽南良好的渔场之一。湾内盛产马蛟鱼、黄花鱼，还有鲻鱼、鲈鱼、海鳗、黄翼雕、石斑鱼、对虾、红鲟、梭子蟹140我种，靠近南澳岛一带产鱿鱼。湾内宫咒骂有10多个村庄都以渔业为主。外地每年都有两三百条渔船到这里捕捞。仅诏安县境内的滩涂面积就有2933多公顷，已开发养殖的有牡蛎，泥蚶、螠蛏、文蛤、对虾、青蟹等。

东山县的西埔湾与诏安湾紧连在一起。1979年后，东山从湖塘到丁上村建起一条长4350米、高5.5米、顶宽4.5米的海堤。围垦水面积1800公顷。西埔湾底部平坦，为沙质泥或泥质沙，水质优良，饲料丰富。水温11℃到34℃，无污染，是发展水产养殖的一个良好内湾。

东山湾：东山湾是福建著名的港湾之一。它的沿岸分属东山、云霄、漳浦三个县。湾口东山铜陵镇和漳浦古雷半岛，遥相对望，相距仅4000米，口小肚大。湾内水面2.4万多公顷。其中水深4至17米的面积有两万公顷。这里是中国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东海鱼类和南海鱼类都可在湾内繁殖。湾口的塔屿岛如中流砥柱，因而湾 内风浪不大，湾底质为泥、泥沙或沙，水无污染，温度、酸度、碱度适宜。有云霄漳江淡水注入。水质优良，为多种鱼、虾、贝、藻类增的极好场所。湾内历来产有长毛对虾、斑节对虾、鹰爪虾、龙虾等海珍品。鱼类有鰶鱼、青鳞、鲻鱼、银鱼、黄鲷等几十种。贝类养殖和野生的，主要有牡蛎、泥蚶、螠蛏、扇贝、鲍鱼、江瑶贝、翡翠贻贝等。藻类有海带、紫菜等。1984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研究所以及省科委、省海洋研究所、省水产研究所专家，对东山湾进行了考察，确认东山湾可以开发为牧场化和农场化的渔类生产基地，并已列为中国科学院的研项目之一。

旧镇湾：旧镇湾位于漳浦中部东南面海区，是由六鳌半岛和古雷半岛合抱而一的一个内湾 ，它肚大口小，形如“宝葫芦”。湾 内总面积5733多公顷，滩涂平坦，风浪小，长年有鹿溪和浯江溪淡水注入，潮流畅通，各种浮游生物丰富，是发展鱼虾贝藻养殖的良好场所，畅销香港市场的“霞美”，就出产在这里。

三、气候

漳州位于北纬23.6度到25度之间，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温度21℃。1985年最高日气温36.3℃，最低1.6℃。无霜期达330天以上，年日照2000-2300小时；年积温7701.5℃。年降雨量1000-1700毫米，雨季集中在三至六月。年平均风力二级。漳州每年六至九月常有台风袭来，最大风力达12级，台风常来暴雨或大暴雨，造成洪涝灾害。但在高温季节，台风也有助于降低气温和解除旱象。

漳州气候条件优越，打开世界地图，可看到在南、北23.5纬度（回归线）附近，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的地方并不多，如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和澳大利亚的大沙漠，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属于热风季风气候，西半球的智利属高山气候，而漳州则是少数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的地区之一。它整修地形依山面海，呈倾斜状和台阶状，山势走向由西北向东南，西北有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挡住寒流入侵，东南面临开阔的大海，温湿气流源源而来，构成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区域性气候。因此，漳州比地球上同一纬度的其他亚热带地区具有更大的优势。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它也处于北纬25度左右，但那里的山势是南北走向，北方寒流一来，很难遮挡。这种情况在漳州这儿是不可能发生的。漳州确是一块“宝地”。

文化

自从唐垂拱二年开漳第一任刺史陈元光提倡奖掖农耕、通商惠工、兴办栄、移风易俗，传播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改变了“火田畲种无耕犊”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法，漳州由原始落后状态过渡到“杂卉三科绿，嘉禾两度新，俚歌声靡曼，秫酒味酝醇”初步繁荣文明的社会景象。兴办书院也从此开始，《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载：“松州书院在福建省漳州府，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两宋时期，兴办书院成为社会风气。宋绍熙年间，朱熹漳州知府，他“每旬之二日必领属官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为其正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于是漳州便素有“海滨邹鲁”之美称。

漳州名人荟萃，文化昌盛。历史上除了开辟漳州的将领陈政、陈元光，丁儒外，还出现了高登、陈淳、林偕春、黄道周、张燮、唐朝彝、蓝鼎元、庄亨阳、蔡新等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清初出现了以谢琯樵、沈古松、汪志周为代表的“诏安画派”。现代诏安画家较著名的有“三沈”：沈福文、沈柔坚、沈耀初。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则有林语堂、杨骚、许地山。有誉满海内外，多次出国献艺的布袋木偶戏、芗剧、潮剧。民间文艺丰富多彩，有锦歌、竹马戏、大车鼓舞蹈和精致的剪纸艺术。有被誉为中国女排获取世界冠军的摇篮――漳州体育基地。

自然资源

漳州市有丰富的植物资源、水产资源、水电资源、；矿产资源和温泉资源。

植物资源：除盛产大米、甘蔗、花生、烟叶、黄麻、茶叶，还有水果、蔬菜、花卉、药材和其他特产。水果有47种，330多个品种。春有枇杷、杨梅、越冬柑桔和香蕉；夏有桃、李、荔枝、龙眼、西瓜、芒果、番石榴、凤梨；秋有香蕉、柚子、梨、余甘、黄皮弹、柿子；冬有芦柑、红桔、橄榄、果蔗，不一而足。蔬菜有35种，108个品种，冬春有葱、蒜、菲、菠菜、芹菜、芥菜、包菜、花菜、大白菜、萝卜、西红柿、荸荠等；夏秋有冬瓜、丝瓜、南瓜、葫芦、八角瓜、青刀豆、豆角、空心茶、油菜、茄子、洋葱、莲藕等。花卉有1200多个吕种，如水仙、红梅、腊梅、山茶、建兰、海棠、玫瑰、月季、菊花、芍药、含笑、玉兰、瑞香、杜鹃、桂花、马蹄香、七里香、大丽菊、树兰、三角梅、扶桑、芙蓉等，不胜枚举。盆景盆栽则有罗汉松、石柳、古榕、文竹等。药材有200多种，如茯苓、生地、淮山、郁金、砂仁、肉桂、巴戟、一见喜、金线莲、金银花、天门冬、勾藤、山栀子、黄莲、沉香、仙鹤等。其他草本、木本、藤本植物有1000多种。南靖县和溪乡六斗山的亚热带雨林，面积20公顷，其中热带亚热带植物达1050多种，诸如桃金娘科、番荔枝科、野牡丹科、豆科、芸香科、无患子科、紫金牛科、夹竹桃科、山毛榉科等。其中最具有特色和富有经济价值的是红栲、黄杞以及橡胶植物花皮胶藤。南靖县南坑乡大岭一带，也保留着大片比较完整的亚热带雨林植被，面积2666多公顷，素有“树海”之称，是福建省仅有的面积最大的一片。十多种稀珍植物如桫椤、建柏、宿轴木兰，包括“人面竹”、“四方竹”、“银练竹”、“金丝竹”等稀有珍贵竹子品种，已列作国家和省保护对象。

水产资源：闽南渔场广阔，沿海水产资源有各种鱼、虾、贝、藻等400多种。鱼蟹虾类有长毛对虾、斑节对虾、鹰爪虾、龙虾、梭子蟹、青蟹、锯缘青蟹、鱼 祭 鱼、青鳞、鲻鱼、银鱼、丁香鱼、凤尾鱼、黄鲷、黑鲷、鱼 勒鱼、石斑鱼、蛇鲻、鲂鱼、玫瑰毒鱼 由 、圆鱼 由 、小公鱼、海鲳、海鳗、鳞鱼 是 、鱼 非 鱼 里 、马鲛、真鲷、二长棘鲷、蓝圆鱼 参 、沙丁鱼、乌贼、鱼 章鱼、鱿鱼等；贝类有牡蛎、泥蚶、虫益 蛏、扇贝、鲍鱼、江瑶贝、翡翠贻贝、蛤、螺等；藻类则有海带、紫菜、江离、海萝、羊西茶、铁西菜、浒苔、马尾藻等。

州服饰文化

服 饰

漳州地处亚热带，上古土著穿“卉服”，以树皮、木叶蔽体。晋代衣冠南渡后，本地居民也穿上中原的葛、麻、吉贝(木棉)等织物。唐代漳州“岁五蚕，吴越皆不能及”。宋初，漳州岁贡葛布2万匹，纺织业已与中原地区同步发展，漳州居民的服饰逐渐与中原一致。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海外贸易的兴盛导致漳州人的服饰“跨越定制”，“人无贵*，多衣绮绣”，甚至“曳绣蹑珠”，比官员还气派。清代，漳州服饰奢侈依旧，“俗有夸多斗靡者，于舅姑饷妇之日，终席之间换衣数袭”。一些人将财力都花在服饰上，以致漳州俗话有“只怕跌下屎宕(粪坑)，不怕火烧厝(房子)”之讥。这种奢靡之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收敛。

附：漳州服饰文化

一、服 装

清代，士绅穿长袍马褂，平民男子穿长衫或对襟短衣或大襟上衣，体力劳动者常穿短打。女子穿高领右衽大襟衣或窄袖短袄，内裹束胸马甲，下着长裙或长裤。缠足妇女在骹白(裹脚布)之外还套有□(音虾)裤，即由白布缝成圆筒状，半尺来高，底部绣有一圈寸把高的花，上部套入裤管内，其效用一为衬托小脚，二为显示绣花的技艺。

民国时期，男子穿长衫、马褂、布纽对襟上衣，也有穿西装、工人装、中山装或行业制服的。女子穿大襟的短衣、袄、旗袍、长裙或短裙。男女均穿大裆裤，裤管宽大,加接四五寸宽的粗布裤腰,穿时折叠用裤带扎紧，旧称“粿巾裤”。沿海渔民的衣服染过薯莨汁或荔枝树汁，耐海水浸泡，呈棕褐色，与众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列宁装、青年装、学生装、工作服、军装开始在城镇流行；农村群众多穿加翻领、对襟、化学纽扣的改良汉装。“文化大革命”中，城乡时兴草绿色军装。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服装呈多样化趋势，有中山装、西装、汉装、T恤衫、牛仔服、茄克、风衣、运动服等。男女时装的款式日新月异，新潮人士遂以为不追随沪港时式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派头。

传统的婴儿服称“和尚衫”。这种衣的前襟为斜形，腋下两侧缀布带用以束腰，袖口和下摆均不缝边,以防磨破婴儿娇嫩的皮肤,也寓意婴儿长得快。婴儿用的“散幔”(音sam4buā1)为无袖的棉披风，面料为红绸或红底印花布，披风上连缀一个兔耳形的风帽。旧时还喜给婴幼儿带兜肚，兜肚以红布做成，并用金苍线绣上一个万字，护住幼儿的肚脐。漳州方言“脐”和“财”同音,护脐也寓意护财。还有用黑白相间的格子布做成的“花帕”，俗以为此帕可以“辟邪”，民间抱婴幼儿出门时多蒙盖花帕。

民国时期，漳州人夏天爱穿香云纱，漳州话叫成“香纹纱”。这种布料透气、透湿,穿在身上特别凉爽,颜色多为黑色,称“油绸”,穿久褪成暗棕色。香云纱价格不菲，不是贫寒人家所买得起的，故解放后香云纱衣服往往成为戏台上反派人物的标志。现在市场上已看不到此种布料。

旧时，农民雨天多穿蓑衣，俗称“棕蓑”。通体以棕制成，无袖，披在肩上能盖住胸背。一种后背长过臀部；一种后背较短，但下缀棕裙，穿着时既能活动自如，又不致淋湿衣裤。70年代后已逐渐被塑料或尼龙雨衣所替代。

民间忌反向穿衣，因为只在为死人“套衫”(穿寿衣)时才将衣服先反向套在孝男身上。洗衣服时男衣必须放在女衣之上。夜间不得露天晾衣，竹竿尾端不得晾衣。衣服晾干后须先摺叠后始可穿上，俗谓摺后再穿才有“摺气”，方言中“摺”和“志”谐音。民间忌缝补穿在身上的衣服，俗以为此举会使穿衣者日后受诬陷。

畲族男子服装类似苗族，着粗布衣，尚黑色。畲族妇女着苎麻布衣服,多为蓝、黑二色。上衣宽袖，右边开襟,衣领、袖口和胸襟镶蓝边，衣和围裙绣花卉、禽鸟等图案。不论寒暑下身均穿宽腿、大裆、绣花边的短裤,扎绑腿。腰束花绸带子,带子上缀各色珠子。喜庆的日子姑娘穿五色花裙。60年代以后,其衣着与汉族无甚差别。

旧时，漳州人用皂角、茶籽饼和草木灰浸出液来泡洗衣服。瓦窑里还专门烧制用以过滤草木灰液的瓦漏斗，称“漏母锅”。浣洗白色织物则用白土去污。20年代，漳州居民开始使用肥皂。70年代以后，则多用合成洗衣粉。

旧时，农村群众多用捶衣棍在池塘或溪圳边的石头上捶打洗涤衣服。城镇居民则用搓板搓洗衣服。80年代起，城镇居民多用洗衣机洗涤纺织品。

二、巾 帽

清代，官吏、皂隶戴全国统一的帽子，士绅戴“碗帽”(瓜皮帽)，老年妇女冬季戴绒帽(用黑色绒布制成的无檐夹帽，额上镶以小玉块)，婴儿戴莲花帽、虎头帽。妇女外出时，不坐轿的贫者“以布覆头，壅蔽其面”，称俗“文公帕”。

民国时期，官绅戴碗帽、招票(毡帽)、绒帽、大甲藤帽、草帽，庶民多不戴帽。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则戴与该职业的制服相配套的帽子。老年人和在户外工作的农夫或行商走贩冬季多戴“猴帽”(用纱线织成筒状，留有两个眼孔，戴时将上端扎住，平时翻卷起来只盖住头顶，天冷时放下，包住整个头部)。闺女少妇出门，头盖花帕遮住面颊。客家妇女则头戴尖顶小笠，笠缘镶半圆形花帕掩项至肩。

新中国成立后,碗帽和招票很快绝迹,时髦八角帽及军帽、“干部帽”。改革开放以来，市面上的帽子式样繁多，顾客随意挑选；而且性别、年龄、行业、季节有别，摩登男女随时髦而变换帽子。

漳州城乡民众用以遮阳挡雨的斗笠主要有三种。大笠：为两重竹篾中夹竹叶制成，圆形，直径六七十厘米，是城乡居民一种便当而结实的雨具。80年代后已为雨衣、雨伞所替代。甲�笠：竹篾编成笠架,上扎一层竹箨,箨与头部笠架有两三寸空隙，透风性能好。沿海地区笠顶较高，直径约30厘米；内地笠顶较低，直径约40多厘米。因其方便、轻巧、遮阳面大，至今农村较多使用。戽斗笠：形如圆锥形大漏斗。是沿海姑娘喜爱的遮阳用具。大号戽斗笠，笠沿擦肩，戴上戽斗笠可遮掉大半个脸。制作材料与一般斗笠无异，只是表面上过一层桐油,有的还用彩丝带在笠沿和尖顶扎出花纹图案,是适宜于海风大、阳光烈海岛遮阳挡雨的用具。

三、鞋 屐

清代官员脚登皂靴，士绅穿呢鞋、缎鞋、布鞋；缠足妇女穿绣花弓鞋(又称“板仔底鞋”)，婴幼儿穿虎头鞋；一般人常年赤脚，走远路时穿麻鞋或草鞋。

民国时期，上层人士多穿皮鞋，城里人穿球鞋、万里鞋(胶底布鞋)、高跟鞋、雨鞋(胶鞋)，也常赤脚或穿木屐与草鞋(实际上是麻鞋)。但农村居民的鞋履没有多少改变，即使能买上一双万里鞋，也当成奢侈品，进城时赤脚走到城里才穿上，一出城就脱下包好，打赤脚走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自制的布鞋逐渐被淘汰，商品鞋的款式日益增多。但是直至60年代末，城乡居民中春、夏、秋三季大多数仍然打赤脚。70年代以后，群众逐渐改赤脚为穿拖鞋。80年代以后，连农村群众也穿上多式多样的鞋子。

旧时，漳州居民晚上洗过脚就穿木屐。木屐多用质地较松软的乌桕、苦楝、枫木制底，上用皮革、棕辫或废轮胎作带，女用木屐还上漆描花。木屐价格低廉，穿着干净、凉快。直至60年代初，一到傍晚，漳州城大街一片木屐声，70年代后木屐已为塑料拖鞋所替代。

四、发 式

民国初年陈炯明在漳州城强制剪辫子之后，男子多理分头、平头、飞机头或光头。男孩剃光头,脑门留一小方块头发。民国时期,女孩挽双角辫，少女多梳独辫、扎头绳，青年妇女梳长髻或剪发，中老年妇女梳纂(俗名“螺仔鬓”)，老年妇女扎黑额遮。逢节庆妇女的头上要插鲜花，中老年妇女则常年插含笑花蕾，有的老年妇女插以铁丝穿珍珠后弯成花、蝶等形状的珠花。新中国成立后,少女多梳双辫或剪发。中、青年妇女梳剪发，老年妇女梳纂。60年代，中、青年妇女开始剪成运动员发型。

畲族妇女的发式颇具特色：未婚姑娘梳独辫，发间扎一条红色绒线。已婚妇女多将头发挽成高高的发髻，也有盘梳成田螺式、船舵式、角椎式或截筒高帽式。老年妇女常用青色或黑色绒线扎头发。

二三十年代，漳州已有妇女烫发，用的是特制的火钳。50年代改用电烫。60年代烫发被看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受到批判，几乎废止。80年代烫发之风大盛，使用化学药水定型，妇女的发型日新月异，争奇抢新。烫发已成为一种新行业，在大小城镇，发廊、美容厅、美发厅等比比皆是，除烫发外还为男女顾客设计发型、洗头、按摩。

80年代后，漳州男女居民的发式都已和全国各地同步变化。随着经济的繁荣，理发店日益衰落，大小发廊则生意兴隆。政府已对发廊加强管理，打击色情服务的歪风。

旧时,漳州居民用茶籽饼烧水来洗头发,妇女用茶籽油抹头发。八九十年代，茶籽饼和茶籽油已被各式各样的洗发香波和发膏所替代。

五、佩 饰

旧时,妇女用的饰物有簪子、发插、耳环、手镯、纂架、纂围、戒指、项链等。手镯有金、银、翡翠、玛瑙等，其中翡翠、玛瑙手镯男性老年人也佩戴，俗说能避免跌跤时骨折。旧时，一些地方的妇女以镶金牙为装饰，一般是镶在上犬齿上。

50年代以后，金银首饰基本上废止。80年代以来，妇女又戴起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链等，部分男子也戴金戒指和金项链，而且以其尺寸的粗大显示财力和富贵。

传统的幼儿佩饰多为银器：缀在帽子上的小铃铛、小八卦、小弥勒佛,戴在颈脖上的天官锁、葫芦锁,戴在手、足腕上的小银圈或小银铃等。现在此类饰物多为式样繁多的塑料、绒毛饰品所替代。

旧时，女孩八九岁时就要穿耳戴耳环，穿耳多在霜降日进行。是日，女孩坐在井边，其母用红柿祭拜井神；然后在女孩耳垂上抹上茶籽油不断搓捏，待其麻木即以针刺透耳垂,将红线留在耳垂内,再把针扔入井中。数日后伤口愈好，即可戴耳环。因家中婴幼儿连续夭亡，或孩子的“八字”不好，个别生辰不利的男童也穿耳，俗谓男性女饰“好邀饲”(易养育成人)少灾祸。50年代至70年代，此俗废止；80年代后，此俗再兴。

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故事！急！

少年时期

1624年8月27日（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本宽永元年），郑成功出生于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上的川内浦千里滨。父亲郑芝龙为海商及海盗首领，于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台湾、菲律宾附近海域拥有极大势力。郑成功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明廷招安任官，才被接回泉州府安平（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读书，该处现为安海成功小学校址。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郑成功考中秀才，又经考试成为南安县二十位“廪膳生”之一。1641年，迎娶福建泉州惠安进士礼部侍郎董飏先侄女。1644年，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拜入江浙名儒钱谦益门下；钱谦益为了勉励郑成功乃替他起“大木”之别字。

同年（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流寇”首领“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随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进驻北京城。明遗臣遂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嵩登基，翌年（1645年）改元“弘光”。1645年（弘光元年）农历五月，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破扬州、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遭到杀害，弘光朝乃亡。

隆武时期

1645年弘光朝覆灭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于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鉴称帝，于同年七月改元“隆武”。隆武政权成立后，郑成功得明绍宗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朱、改名“成功”、仪同驸马；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受绍宗赐国姓；这就是世称郑成功“国姓爷”的由来。1646年（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起，郑成功即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器重。然而真正握有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却无意全力抗清，甚至在清军南下福建的时候，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将军队撤回隆武朝廷的所在地福州。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

清朝大学士洪承畴为郑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朝投降。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带着部分兵将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降清之后不但得保家业，还能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征闽主帅博洛背约，不但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北京，更出兵攻打郑家的故乡闽南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已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碰上此次劫难，于战乱中自缢身亡；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更加坚定了抗清的决心。

同年（1646年，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农历八月，清军攻克浦城、霞浦；隆武帝出奔江西，在汀州遭清军俘虏，之后绝食不屈而亡。南明帝系旋由桂王朱由榔继承，改元“永历”。

东南抗清

隆武政权灭亡，郑成功避走金门，然后开始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1647年1月（隆武二年十二月），郑成功在小金门（今日金门县烈屿乡），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1647年农历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失败；农历八月，成功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府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1648年（清顺治五年），原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农历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退回海上。

同年，清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清，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明永历朝廷，使反清复明的声势一时大涨；但各方反清势力在彼此没有默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大多沦为地方性的抗争。不久后，清廷压制了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势力；广东李成栋军亦于1649年灭亡。

1649年（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即册封他为“延平王”，从此亦有人称成功为“郑延平”。

潮州之役

是时，闽南地区呈现混乱的局面，除了明、清的官方部队以外，到处都有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钱粮，宛如土皇帝；相较于这些地方势力，郑成功拥有较完善的军备，但却也因为军队太庞大，而领土太少，面临筹集粮饷的重大问题。1649年（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农历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清军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隔年五月之间，又第次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

潮州守将郝尚久虽已于1648年随李成栋反清，但曾袭击施琅、郑鸿逵等部，也曾拒绝郑成功联军的要求，并在郑军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之为难，与郑成功素有嫌隙。1650年（永历四年）农历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击之；郝部不敌，退守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再次攻入广东；郝尚久背腹受敌下负气降清，引清军入潮州城以抗郑军。郑军围困潮州城三月不克、士气低落，又面临粮饷接济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厦门攻守

1650年（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时郑成功族叔（一说族兄）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退回闽南之后，为了拓展实力乃借口郑联在厦门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永历四年中秋节，郑成功趁著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大意并未设防，惨遭刺杀身亡。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更加不敢与郑成功作对，回到厦门便将兵权都交了出来；郑成功自此接收了郑彩、郑联大部分的部队，并且实际取得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

同年农历十一月，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敕南下勤王，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同年，鲁王在阁部曾樱等人陪同下，来到厦门投靠郑成功，被安置在金门。

1651年（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抵南澳。农历二月二十五日，郑军舰队于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郑成功的主船险些解体、翻覆，几乎所有船上器具，包括鼎灶都一并丢失；据记载当时船上甚至连食物都无法准备，郑成功本人也连饿两餐。直到隔天下午风雨渐歇，郑成功的主副座船才得以回到岸边与舰队会合。此乃郑成功本人于海上遭遇最大的一次凶险，事后郑成功也重赏主副中军船的两位驾驶。

同年农历三月，郑军抵达广东大星所。另一方面，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的主力军队已经前往广东，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趁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趁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往厦门，并且顺利在海面上击败郑军。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未战先怯，只顾著将财物搬运至私人船上逃亡；使得清军相当轻松就攻破厦门，并将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只来得及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逃过一劫。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却没打算留在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即返回内陆。这时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正好于海面遭遇返航之马得功部队，将其围困，却被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命，无奈之下只好放走马得功。不久，郑成功于广东得知了厦门遭袭击的讯息；原本他仍坚持继续南下勤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收复厦门后，郑成功追究起责任，将怯战以逃的叔父郑芝莞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郑鸿逵则交出兵权、自请退隐东石镇白沙，不再过问政事。

同年农历五月，郑军大将施琅擅自处决郑成功麾下部将曾德，郑成功以此为由欲诛施琅全家；施琅虽在友人帮助下逃脱，但父亲、胞弟均遭处死。经此事件，施琅与郑成功结下大仇，乃再度降清。

漳州、海澄之役

1651年（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市）等地战斗，获得了磁灶战役、钱山战役和小盈岭战役的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使郑军的声势愈形高涨。

翌年（1652年，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农历正月，清海澄守将赫文兴向郑成功投降。二月，郑军攻长泰，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于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着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多数清军，取得江东桥战役的胜利。不久即攻下长泰。

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进攻漳州府城，将之层层包围。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战舰迎击，于崇武大败清军，取得崇武战役的胜利。郑军在海上大捷，因而对漳州城的施压没有稍减；然而漳州守军亦相当顽强，使得围城的势态持续超过半年。

几个月下来，漳州城内的水粮已竭，一碗稀粥索价白银四两，居民以老鼠、麻雀、树根、树叶、水萍、纸张和皮革等物为食，士卒、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据说当时，城中军民互相争夺食物，即使家中有食物者也不敢烹调，因为一旦被发现燃起炊烟的人家就会被抢，更传说有人吃人肉的惨况发生，史载“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1652年（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农历九月，清军将领固山额真（都统）金砺率领了万人大军开抵福建，进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敌军。郑成功将部队布置于江东，欲用击败陈锦的同样方式，来伏击金砺军，但却遭金砺固山识破，两军展开混战，郑军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镇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宠都在激战中阵亡。郑军于交战失利后，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清军趁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

1653年（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农历四月，金砺进犯海澄，与郑成功展开激烈战斗，双方都是以铳炮火药作为主战武器。在清军的猛烈炮火之下，郑成功部队损失惨重，许多部将战死；郑成功见军队士气低落，亲临阵前喊话，也险遭炮击。五月初七日五更，金砺下令以空炮掩护，派绿营打头阵，旗兵后续，填河攀栅蜂拥而来，企图一举登城，被郑营所拒。天亮以后，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取得海澄战役的胜利，海澄得保安全。海澄战役以后，金砺被清廷召回京师，双方再度处于相持局面。

与清议和

同年（1653年，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农历五月，清军两度大败后，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不接受。八月，双方与泉州府安平报恩寺内议和，郑军得以休兵筹措粮饷，稍事整顿。十一月，顺治帝再度敕封，并承诺给予一府（泉州）之地安置兵将，郑成功仍不接受。

1654年（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则江、浙等地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沿长江进攻，直达金山寺，威胁江宁府城；但因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农历二月，清廷再遣使与郑成功，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再拒绝之。八月，清又遣使往议；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郑成功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又一次拒绝清朝提出的条件。

同年，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连姻来巩固盟谊；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

同年农历十一月，清漳州协守刘国轩向郑成功投降，引郑军进入漳州府城；漳州总镇张世耀见大势已去，与以下官员尽皆向郑军投降。十二月，郑军分兵进击，拿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军队进入兴化地方。

设官改制

1655年（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因为明昭宗和郑成功势力相隔遥远，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宁靖王朱术桂等明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郑成功同时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郑成功亲自督察官兵操练。

同年农历九月，清定远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率三万大军入闽，会同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郑成功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漳州、泉州两府属邑，并拆毁城墙让清军无所屯扎，借此巩固金门、厦门的防御。与此同时，还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一北上浙江，一南下广东，令清军腹背受敌、难以兼顾头尾。北上郑军连战皆捷，攻入舟山；南下郑军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援军击溃，死伤惨重。隔年四月，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攻厦门，于围头海域遭郑军痛击，清军大败而归。郑军取得泉州战役的胜利。1656年（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农历十二月，郑成功部队又在闽东北取得护国岭战役的胜利。

南征舟师返回厦门，郑成功议处败战之罪，原本要处死苏茂、黄梧、杜辉，但是在众将跪地求情之下，郑成功决定将苏茂一人斩首，黄、杜则戴罪图赎。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嘱咐黄梧以戴罪之身应力图建功；但是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害怕自己一旦再犯错就会送命，于是便与副将苏明商议，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出海澄县城。海澄是郑成功多年来投注了相当多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坚固堡垒，黄梧的投降无疑给了郑成功一大打击。

起兵后的十多年，郑成功的据地仍然只以金门、厦门等闽南沿海岛屿为主。但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一方面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山五商〉，开辟货源以和外国人贸易、走私来累积资金；一方面以此募兵（包含日本人、白人、黑人等外籍佣兵）及进口盔甲、铳炮、刀剑等武器来筹备军力、军备；又以内陆的商业据点为基，发展反清复明的情报组织洪门。

长江、南京之役

1658年（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非常惨重，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翌年（1659年，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江宁府城（原明南京）。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江南一时震动，百姓纷纷剪去发辫脱去旗袍并哭声言道时久不见大明衣冠已。后因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明军大败，损兵折将，包括甘辉、万礼、林胜、陈魁、张英等大将皆死于是役。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县，做为再次进攻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最重要的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1660年（明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六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四万余人，取得厦门战役的胜利，声威复振。

客家民居的特点

客家民居 客家土楼，也称福建圆楼，是中华文明的一颗明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是中国古建筑的一朵奇葩，它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等特点独立于世界民居建筑艺术之林。土楼民居以种姓聚族而群居特点和它的建造特色都与客家人的历史有密切相关。客家人每到一处，本姓本家人总要聚居在一起。加之客家人居住的大多是偏僻的山区或深山密大之中，当时不但建筑材料蒉乏，豺狼虎豹、盗贼嘈杂，加上惧怕当地人的袭扰，客家人便营造“抵御性”的城堡式建筑住宅。这样也就形成了客家民居独特的建筑形式——土楼。土楼主要分布在福建省的龙岩、漳州等地区。

土楼是以土作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呈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各具特色。土楼最早时是方形，有宫殿式、府第式、体态不一，不但奇特，而且富于神秘感，坚实牢固。楼中堆积粮食、饲养牲畜；有水井，若需御敌，只需将大门一关，几名青壮年守护大门，土楼则像坚强的大堡垒，妇孺老幼尽可高枕无忧。由于方形土楼具有方向性、四角较阴暗，通风采光有别，所以客家人又设计出通风采光良好的，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圆楼土楼。在现存的土楼中，以圆形的最引人注目，当地人称之为圆楼或圆寨。

土楼属于集体性建筑，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造型大，无论从远处还是走到跟前，土楼都以其庞大的单体式建筑令人震惊，其体积之大，堪称民居之最。在我们参观的土楼中最普通的圆楼，其直径大约为50余米，三、四层楼的高度，共有百余间住房，可住三、四十户人家，可容纳二三百人。而大型圆楼直径可达七八十米，高五六层，内有四五百间住房，可住七八百人。从土楼这种民居建筑方式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的民俗风情。

从历史学及建筑学的研究来看，土楼的建筑方式是出于族群安全而采取的一种自卫式的居住样式。在当时外有倭寇入侵，内有年年内战的情势之下，举族迁移的客家人不远千里来到他乡，选择一种既有利于家族团聚，又能防御战争的建筑方式便被采纳下来。同一个祖先的子孙们在一幢土楼里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共存共荣，共亡共辱。所以御外凝内大概是土楼最恰当的归纳。

土楼的墙壁，下厚上薄，厚处有的竟达1.5米。夯筑时，先在墙基挖出又深又大的墙沟，夯实在，埋入大石为基，然后用石块和灰浆砌筑起墙基。接着就用夹墙板夯筑墙壁。土墙的原料以当地粘质红土为主，掺入适量的小石子和石灰，经反复捣碎，拌匀，做成俗称的“熟土”。一些关键部位还要掺入适量糯米饭，红糖，以增加其粘性。夯筑时，要往土墙中间埋入杉木枝条或竹片为“墙骨”，以增加其拉力。就这样，经过反复的夯筑，便筑起了有如钢铁混凝土似的的土墙，再加上外面抹了一层防风雨剥蚀的石灰，因而坚固异常，具有良好的防风，抗震能力。据《永定县志》记载，1918年发生大地震，白天柝柝有声，历时20分钟，夜里继续震动，但土楼始终挺立无恙

圆楼是当地土楼群中最具特色的建筑，一般它以一个圆心出发，依不同的半径，一层层向外展开，如同湖中的水波，环环相套，非常壮观。其最中心处为家族祠院，向外依次为祖堂，围廊，最外一环住人。整个土楼房间大小一致，面积约十平方米左右，使用共同的楼梯，各家风乎无秘密可言。

土楼结构有许多种类型，其中一种是内部有上、中、下三堂沿中心轴线纵深排列的三堂制，在这样的土楼内，一般下堂为出入口，放在最前边；中堂居于中心，是家族聚会、迎宾待客的地方；上堂居于最里边，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

除了结构上的独特外，土楼内部窗台、门廊、檐角等也极尽华丽精巧，实为中国民居建筑中的奇葩。

永定全县有圆楼360座，方楼4000余座。尤以奇特的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

圆形土楼是客家民居的典范，堪称天下第一楼。它象地下冒出来的“蘑菇”，如同自天而降的“飞碟”。

这种圆楼都由二、三圈组成，由内到外，环环相套，外圈高十余米，四层，有一、二百个房间，一层是厨房和餐厅，二层是仓库，三、四层是卧室；二圈两层有三五十个房间，一般是客房，中一间是祖堂，是居住在楼内的几百人婚、丧、喜、庆的公共场所。楼内还有水井、浴室、磨房等设施。土楼采用当地生土夯筑，不需钢筋水泥，墙的基础宽达三米，底层墙厚1.5米，向上依次缩小，顶层墙厚也不小于0.9米。然后沿圆形外墙用木板分隔成众多的房间，其内侧为走廊。

土楼除具有防卫御敌的奇特作用外，还具有防震、防火、防盗以及通风采光好等特点。由于土墙厚度大，隔热保温，冬暖夏凉。

客家土楼闪烁客家人的智慧，土楼格局的恢宏，令人为之肃然起敬。客家的民俗更令人陶醉，客家人世代相传，朝夕相处，团结友爱，和睦共居的大家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淳朴敦厚，和善好客，刻苦耐劳的民风；传统文化的可见、可触、可感更吸引众多的游客的莫大兴趣。

漳州土楼遍布于漳州市的南靖、华安、平和、诏安、云霄、漳浦等山区。它以造型奇异、风格独特而被誉为“神话般的山区建筑”。

土楼的前身是唐朝陈元光开漳时的兵营、城堡和山寨建筑，它是闽南地区在“外寇之出入，蟊贼之内讧”的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漳州土楼以生土为主要材料，掺上石灰、细砂、糯米饭、红糖、竹片、木条等，经反复舂压、夯筑而成，一般高三至五层，一层为厨房，二层为仓库，三层以上为起居室，可居住200至700人，具有聚族而居、防盗、防震、防兽、防火、防潮、通风采光、冬暖夏凉等特点。

田螺坑土楼群由1座方形、3座圆形和1座椭圆形共5座土楼组成，居中的方形步云楼和右上方的圆形和昌楼建于清嘉庆元年（1796年），以后又在周边相继建起振昌楼、瑞云楼、文昌楼。五座土楼依山势错落布局，在群山环抱之中，居高俯瞰，像一朵盛开的梅花点缀在大地上，又像是飞碟从天而降，构成人文造艺与自然环境巧妙天成的绝景，令人叹为观止，是民居建筑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2001年5月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于1350年的比萨斜塔闻名世界。它的出名,在于斜而不倒。六百多年来,塔身缓缓向南倾斜,近一个世纪倾斜似有加速之势,尤其是经过1972年大地震后,它的斜度现今已达8度。比萨斜塔的斜,是塔身整体的斜。单从塔体来看,每一处结构还都是横平竖直,中规中矩的。

在中国福建南靖县境内,有一处堪与比萨斜塔叫板的古建筑,它就是号称“东倒西歪楼”的裕昌楼。裕昌楼是一座圆形土楼,建于元末明初,建造年代较比萨斜塔仅晚十几年。裕昌楼共有五层,房室270间,从三层开始,楼内回廊木柱便从左向右倾斜,最大斜度达到15度;而第四层回廊的木柱又以同样斜度反方向从右向左倾斜,两层楼的木柱看上去东倒西歪。歪斜尽管歪斜,可是若把一层至五层的木柱回廊看成一个整体,最底部的木柱和最顶部的木柱却是保持在同一条轴线上的。裕昌楼的斜,是局部结构的斜,就像今天的央视新大楼,有惊无险,斜而不危。

和贵楼位于南靖县梅林镇璞山村，跟南靖县城53千米。建于清代雍正十年，是座占地1547平方米，是南靖最高的土楼。这座土楼建在沼泽地上，用200多根松木打桩、铺垫，历经200多年仍坚固稳定，保存完好。2001年5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坑土楼群位于书洋镇典江村河坑自然村，距南靖县城58千米。包括朝水楼、阳照楼、永盛楼、绳庆楼、永荣楼、永贵楼等6座方形土楼，裕昌楼、春贵楼、东升楼、晓春楼、永庆楼、裕兴楼等6座圆土楼和五角形的南薰楼共13座。其中年代最早的朝水楼建于1549年。河坑土楼群有仙山楼阁、北斗七星。

漳州土楼数量很多，共有800多座。第一座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的土楼是华安仙都二宜楼，被誉为“土楼之王”，是土楼中的优秀代表作，其规模宏大，保存完整，有“圆楼之王”、“国之瑰宝”之誉。

历史最悠久的是华安县沙建镇的“齐云楼”，它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有确切纪年的土楼，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规模最大的土楼是直径达94.5米的诏安县宫陂乡“在田楼”，它有“超级土楼”之称；土楼造型多样，有圆方、椭圆、半月、交椅、雨伞、风车、八卦等形状，最为奇特的是南靖县书洋乡田螺坑的土楼，它是由一方一椭三圆五座土楼组合而成，气势磅礴，令人震撼。

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来自各国的专家经过紧张热烈的审议讨论，最后由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委员国一致表示通过将中国的福建土楼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民居建筑，造型独特、规模宏大、结构奇巧，以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聚居方式、合理的布局及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选址理念而备受世人瞩目。1999年，福建土楼“申遗”工作启动。2000年4月，福建省政府正式确定由永定、南靖、华安三县的“六群四楼”共46座土楼，以“福建土楼”的名义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04年，福建土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去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福建土楼遗产申报项目进行现场评估考察。今年上半年，福建土楼顺利通过正式评估，成为提交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表决的全球47项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之一，这也是2008年我国参评的唯一文化遗产审议项目。赞同9|评论(1) 2009-03-15 21:20ay2945589|二级客家人服饰讲究朴素实用，宽敞简便。普遍喜穿素色，尤以蓝黑白色最为流行。质地多为粗布，漂蓝缎乌成衣，自织夏布做帐。也有用夏布做夏衣穿的。清朝时男女老幼几乎全部穿"侧襟衫"，长袖，直领，布扣，开襟由领口斜向右胁，里襟装袋。 裤是一律"大裆裤"，又宽又大，另接四五寸阔的腰头，腰不开口，多余部分折叠于肚前，以带系住。裤管又称裤脚，宽约0．3米。妇女衣服领边加滚饰，开襟、袖口、裤脚加花边等。清末上层社会的男子出外或会客多穿长衫，有时加马褂在长衫上面。农村女子普遍系着的一种围裙"掩腹"，其实可以掩胸，下摆宽及两侧，上端缝花刺绣，另加"颈链""腰链"和"牙牌","手镯"等银饰。姑娘梳辫，少妇盘髻。另外，小脚妇女还有穿绣花鞋，系罗帕的装束。农家妇女不缠脚，老妇也系罗帕。

民国时期，男子的侧襟衫逐渐淘汰，长衫马褂增多，后来出现中山装，在知识界开始盛行。劳动者则多穿对襟短衫的，俗称褂哩。妇女则仍保持侧襟衫为主，只有少数读了书的女性改穿旗袍戒蓝衣黑裙，衣袖明显缩短至掌根。读了书的男子多改着西式裤，用皮带或吊带，女裤则一直以大裆为主。鞋袜方面，清朝时多穿布鞋，是家族妇女自制的，妇女鞋加绣花,小脚女人的鞋尖而翘,长度仅14－15厘米。雨天多打赤脚；或木屐布鞋，长汀称"鞋屐"；或布鞋底加厚并涂以桐油。出远门或上山割草砍柴，穿稻草编的草鞋。到了民国，外地运进来的胶鞋，雨鞋，皮鞋，只有少数人穿用。一双雨鞋，往往全家人使用。袜子旧时用布缝制，清末开始有了纱织袜子。

清末民初上层社会男子戴有帽顶的礼生帽。普通男人戴棉线织的筒状爪子帽，后多改戴半球形羊毛帽。妇女冷天包罗帕，很少戴帽子。赞同9|评论 2009-03-09 22:41yyluwy3|一级赣南客家民居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厅屋组合式”民居和“围屋”民居。“组合式”民居分布于全区各县市，是赣南民居的主流形态。“围屋”则主要分布于河西片的定南、龙南、全南、寻乌、安远、信丰等县，是赣南客家一种特殊的民居形式。

（一）厅屋组合式民居

赣南客家人一般称堂为“厅”或“厅厦”，“堂”专指祠堂。称一栋房子为“屋”，一间房子为“房”。厅是屋的中心，许多栋“正屋”和“横屋”连在一起便组合成了一幢“大屋场”，这种民居实质上脱胎于古代中原庭院府第式民居。赣南客家民居以此为主流，广泛分布于各县市，其中尤以“九厅十八井”最具典型意义。

1、结构特点

“厅屋组合式”民居最简单的组合单元是：“四扇三间”，也称“三间过”，即一明二暗的三间房。明间为厅，次间为室，厨房、牲舍、厕所等一般傍房搭建或另建，这是赣南最普遍的民居。稍富有者一般是前后两栋，每栋三间或五间，之间隔一横向天井，并通过腋廊将前后两栋连在一起。两栋屋的明间便成了前厅（门厅）和后厅（上厅），前后厅也合称“正厅”。前厅次间为厢房，后厅次间为正房。这样便构成了一幢封闭式的由两个单元组合成的“正屋”，通称“两堂式”，俗称“上三下三”、“上五下五”。

在此基础上，如果以后需要扩大规模的，便在正屋两侧扩建“横屋”。横屋的进深与正屋等齐或前部凸出两间，平面成倒“凹”字形。正屋与横屋间留一通衢，称“巷”或“塞口”，闽粤称“横坪”。通衢前后对开小门，巷中相应留竖向天井，以采光排水。横屋各房间门均朝巷道开。正屋从腋廊处开门通往巷。这样便以正屋的正厅为中轴线，加上两侧的巷和横屋，构成了一幢通称为“两堂两横”式房屋。这种民居还需要扩建的话，便可在横屋外侧对称继续增加类似的巷和横屋，这可相应称两堂四横、六横……也可在正屋之前隔以天井、腋廊，再建一栋三间或五间式正屋，使原来的前栋和前厅变为中栋和中厅，而后建的这栋则称为前栋和前厅，同时再将两侧的巷和横屋向前推齐。这种由三栋正屋和两排横屋组成的房屋，便称“三堂两横”式。这是此类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随着宗族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三堂两横式还可扩建为“三堂四横”、“三堂六横”等等，直至发展为民间所说的“九井十八厅”或“九厅十八井”这样的大屋场。“九井十八厅”或“九厅十八井”虽说法不一，但从规模上说，都是进深和面阔方面的拓展，是赣南客家人建房追求的最高境界。

由于赣南处丘陵地带，地广人稀，商业不发达，“虽无冻馁之苦，亦鲜巨室之家”，所以，民居一般采用土木结构。土木结构，又可分为土砖（土坯）和夯土木结构，其中夯土结构民居南部又多于北部。砖木结构的民居一般见于富裕之家的住宅或祠庙建筑。传统的砖木结构民居，一般是青砖灰瓦，清水墙面（过去赣南不烧制红砖）。其中又以北部的砖房多于南部。无论砖石墙还是生土墙皆承重。柱的使用不广，主要用于厅内，因这种民居的厅是敞厅（后厅无前椽墙，前厅无后椽墙），且一般不设楼层，一些空间大的正厅或有门廊的厅为了支撑挑椽和天花，便在减了椽墙的位置上设两根椽柱。

一般两堂两横式以上的民居，屋前往往有因取土做砖而形成的水塘和禾坪。这水塘、禾坪既是居民洗涤、晾晒物件的场所，又自然成了其继续朝前发展的势力范围。以两堂或三堂两横式房屋为基本单位组合，向前后左右不断扩建，可达数十百间，乃至形成一村一姓的大屋场。至今，赣南各地尚存不少古村落，就是这种民居的典型代表。

2、宅居风水

过去，赣南盛行风水观念，每做宅居，既请地理先生择基定向，还要选择吉日动土、奠基、安门和上梁。房屋宅地大多取南北座向，俗云：“座北朝南，有食清闲(音han)；坐南朝北，神仙住呒得”。地理先生所操风水术讲究所谓龙、局、水，认为“龙主人丁，局主功名，水主财路”。所以每堪风水，首看龙之生旺死绝；水口在某字上，生山生水。看龙脉，又首看来龙之祖山，再看来龙，还有分龙、过龙等等。又说，龙要发脉雄壮，奔腾有势。为接应来龙，后龙山必树木成林，郁郁葱葱。局为总脉分出的支脉山峰，须重重环绕，似公堂格局，有旗有鼓，印案兼备，坐镇宅地，犹如元帅升帐一般气派。水即指前方水势，不得直来直去，冲走财源。为使水口回环，于是筑坝、植树等。所以，客家人的村落，一般都有水口和林木茂密的后龙山。

3、“门榜”文化

此外，赣南客家还盛行“门榜”风气，即在广大农村甚至一些城镇保留着这样一种习俗：在厅堂上方，画一匾额，书之四字（有的三字），称之曰“门榜”。这种现象尤以上犹等县为最。门榜的内容各姓氏家族有很大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昭示本姓氏家族的渊源。如黄姓的“江夏渊源”，昭示了黄姓的发祥地是古代的江夏郡；陈、钟、赖、邬、庾等姓的“颍川世第”，说的是以上几姓均望出颍川郡；罗姓的“豫章遗风”，昭示了罗姓望出豫章郡。二是显示本姓氏谱系的高贵家风或门第，如孔姓的“泥山流芳”，说的是春秋时期孔氏大思想家孔丘诞生于山东的曲阜尼山，其事迹和思想彪炳史册，流芳千古。钟姓的“越国家声”，说的是唐睿宗时期，钟绍京因助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爵封越国公的历史事实。张姓的“曲江风度”、“相国遗风”，说的均是张姓先人张九龄的故事。张九龄为唐时韶州曲江（今韶关）人，唐玄宗时迁中书令。此外，某些姓氏的“大夫第”、“司马第”等等，则是显示其高贵门第的。三是反映本姓氏谱系中名人先贤的事迹。如钟姓的“知音高风”、“飞鸿舞鹤”，前者记录下了春秋时期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后者记录了三国时期魏太傅钟繇的书法独树一帜，其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的事迹。刘姓的“校书世第”“禄阁光辉”指的都是西汉刘向奉汉成帝之命校正五经异同于天禄阁。张姓的“金鉴千秋”指的是唐相张九龄向玄宗上《千秋金鉴录》的史实。王姓的“三槐世德”叙述了这样的事实：宋朝王佑曾在庭院中植槐三棵，预言子孙必然显贵，后次子王旦果于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后出任宰相。田姓的“紫荆传芳”说的是临潼有个田真，兄弟三人分家，财产均分后，尚剩屋前一株紫荆树未分，约定次日斫分为三，各得其一。谁知次日早上，树已枯萎待毙，田真对两个兄弟说：“树木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说完悲不自胜。兄弟相感，不再分家，屋前的紫荆又繁茂起来。四是显示本姓氏谱系先贤品格高尚。如黄姓的“叔度高风”，反映了东汉黄叔度的高尚品行，其品行：“汪洋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杨姓的“清白传家”叙述了东汉杨震为官清廉，一生清白。曾有人夜怀十金，向他行贿，杨震不接受。行贿人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终不受贿。曾姓的“三省传家”取之于《论语·学而》中曾子所说的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此垂诫后人要向曾子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五是显示门风纯朴、吉祥、兴盛。如书写“忠厚传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紫气东来”、“和为贵”、“得我所”、“安其居”以及“春秋鼎盛”、“风华正茂”、“桂馥兰馨”、“竹苞松茂”、“兰桂腾芳”等等。

总之，“门榜”虽仅三四字，然其内容丰富，寓意深远。首先，每一块门榜都是一部“微型族谱”，其里面蕴涵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是客家人尊宗念祖、家族兴旺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研究家族史、客家迁徙史，民族史的珍贵史料。其次，“门榜”是客家崇祖意识的产物，而分支别居的客家人，在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祖居地以后，不免感到空虚和孤独。这时，门榜又起着激唤崇祖意识的作用，使分支别居的客家人感到自己的亲人就在身边，脚底下的这块新居地就是祖居地，于是，大大坚定了在新居地干一翻事业的决心和信心。第三，通过门榜来取得同宗群体的归属感，并提高分支别居者的社会地位。过去，“门榜”曾象一根红线，把同宗同谱人的思想感情联接在一起，不管分居多远，他们总是心心相印；也不管是否相识，只要看见“门榜”并能道出点“本家”的世系源流来，就会受到东道主的热情款待，胜若久久出门在外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而远方的宗族来访，东道主也倍感荣耀。来访的宗亲越多，说明他的家族势力越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一点对分支别居者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一个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代，家族势力大，也就意味着后盾强大，而不至于遭受土著或别的姓氏的欺凌。当然，在那种矛盾斗争中，成为牺牲品的总是各宗族的贫民百姓。今天，旧社会那样的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经消除，但是“门榜”作为联络同宗同谱系的人的思想感情这一个功能依然存在。第四，“门榜”具有教育后代的作用。如前所述，有些“门榜”是显示其品格高尚、门风纯朴、艰苦创业，用于垂训后代的，门榜的这种积极意义，各个姓氏宗族都很重视，它在造就一代又一代人的优秀品德中，也确实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我们可以将门榜的这种积极作用加以利用，把它纳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让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门榜”文化也是赣南客家民居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