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武昌鱼又叫什么
• 2、民国时期的社会是怎样的？
• 3、鄂州银泰有一家卖旗袍的，叫什么品牌呀？
• 4、怎样评价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这座城市？

武昌鱼又叫什么

武昌鱼，学名团头鲂，俗称“樊口鳊鱼”，产于鄂州市梁子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樊口。

武昌之名源于三国。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末帝孙皓从建业（今南京）迁都武昌（今鄂州），达官贵人怨声载道，左丞相陆凯上奏章劝阻，引用“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在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谣，从此，樊口鳊鱼始有武昌鱼之名。

武昌鱼头团、背厚、鳞白，两侧呈菱形，口较宽，背鳍短，尾柄高，两侧各有14根肋骨，比其他鳊鱼两侧各多一根，腹内无黑膜。其肉质肥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为上等佳肴，故有“樊口鳊鱼甲天下”之美称。武昌鱼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高度评价。1956年，毛泽东在《水调歌水·游泳》一词中写下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名句，更使“武昌鱼”蜚声中外。医学界人士认为：经常食用团头鲂，可以预防贫血症、低血糖、高血压和动脉血管硬化等疾病。

武昌鱼即鳊鱼，以三国时吴王故都武昌(今鄂州市)得名，吴曾迁都建业(今南京市)。乌程侯孙皓拟迁回武昌，大臣陆凯上书谏阻，，引用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使武昌鱼之称流传1700多年，名声越来越大。南宋诗人范成大写下了"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使淹留"的名句，毛泽东在1956年写下的《水调歌头?游泳》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为开篇，使武昌鱼更加名扬中外。

武昌鱼的名声太大了，以至古今武昌都说自己是它的故乡。古武昌当仁不让，且有"产樊口者甲天下"的古语相武昌鱼即樊口鳊鱼之说为佐证。今武昌八则论证:武昌鱼产于梁子湖，与梁子湖仅一堤之隔的今武昌县牛山湖中有个鳊鱼潭，是武昌鱼的繁殖基地。其实，两地之争可以统一:武昌鱼的主产地梁子湖为今鄂州市和武昌县共管，包括牛山湖在内的武昌县许多湖泊均属梁子湖水系，梁子湖及其水系的水经过九十里樊川至樊口大江，武昌鱼顺流而下，到樊口被捕捞，即为樊口鳊鱼。

一般认为，武昌鱼即团头鲂，是鳊鱼的一种。有的认为不仅指团头鲂，而且指长春鳊、三角鳊，即鳊鱼潭里盛产的鳊鱼三姐妹。

武昌鱼的烹饪方法，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即有记载。武汉民间有蒸、煮、炙三法。坐落于武昌解放路彰刘杨路口的大中华酒楼，是专门研究烹调武昌鱼的著名餐馆。

民国时期的社会是怎样的？

从1912年到1949年的中国，可以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属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关系上，则属于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也就是说，它属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那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时代中的一个阶段。中华民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晚清时期相比，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少了一些，而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一些，从而显现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面貌与晚清帝国的差别。我们的使命就是指出这些差别，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别，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怎样导致延续了100多年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独立半殖民地时代的结束。

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中国社会处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时代。史学界多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将这个时代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有合理性，便于从人类活动史的角度考察这百余年间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在研究社会形态的变化时，笔者不打算将1919年作为本编的起点，而是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一个历史区间。理由有两个，首先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第二是1912年资产阶级建立中华民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从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始建立共和民主政体，使中国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但已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事件之一。同时，辛亥政制遽变，明显打破了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系统与政治系统的高度整合，使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控制有所放松，造成文化相对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与民初社会文化的更新有深刻的联系。

1912年到1949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曾经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生产力的性质没有重大变化，对社会形态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不大。而从事历史活动的人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领导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开始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演进。所以，各主要政治集团力量的消长，成为观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对“黄金时代”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育程度的估计不应过高

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直接引进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性生产工具，引发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现代性变革。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除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外，以民族工业的壮大最为引人注目。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投资设厂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继清末出现一次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法制建设高潮之后，民国初年又一次形成了经济立法热潮。南京临时政府在“振兴实业”的方针下，在存在的3个月内，颁布了30多项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法令和措施。接收辛亥革命成果的北洋政府，在先后担任农商总长的国民党人刘揆一和著名实业家张謇的主持下，又陆续颁布了40多项“振兴实业”的经济法规，不但范围扩大了，而且条例规定也趋于完备。如袁世凯当政时期，陆续颁发了《民业铁路法》、《矿业条例》、《矿业注册条例》、《征收矿税简章》、《审查矿商资格规则》、《特准探采铁矿暂行办法》、《查勘矿区规则》以及《铁矿公司监督权限章程》等多项法规。《矿业条例》中所规定的矿税，较清末大为减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劳动立法肇端于这一时期。1923年农商部制定的《暂行工厂通则》，被誉为中国“工厂法的第一声”。以它为代表的一系列法规，涉及工人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工资给付、劳动条件、福利待遇、补习教育及童工、女工的保护等方面，加上拟议中的《工会条例草案》，基本上涵盖了劳动关系的各个领域。这些法规与清王朝直接把封建刑罚援用于厂矿企业之内的做法相比是有所进步的。当然，制定法规和实施法规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但自清末立宪运动时期开始的制定和颁布各种资本主义经济法规的工作，没有因辛亥革命而中断，在北洋政府时期初步完成，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一定法制保障，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北洋政府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繁荣，但至少可以说这个军阀政府还没有阻断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出现“黄金时代”，本国工业在1912～192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4%，反映了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发展。1913年，本国资本开办的现代工业企业（不包括矿业）有698家，拥有创业资本330824000元，工人270717名；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1。个别企业家的资本积累十分突出。如荣宗敬兄弟的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两大系统的资本，在1923年以后迅速增长；简照南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在1920～1927年的8年间，由1500万元上升到2011万元。民初的公路建设引人瞩目。1913～1927年间，全国各省公路的修建里程，其中包括绅商和海外侨胞集资修建的，将近3万公里2。在航运业中，本国资本的轮运企业资本1921年比1900年增加了8倍多，达到8899.7万元；轮船吨位增加了6倍多，达到489190吨。有的企业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如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在1921年以后的10年间，资本由20万元上升到320万元，增加了15倍3。中国银行资本的发展似乎比工业资本更加迅速。1912～1927年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0602.8万元，是1911年的8倍。钱庄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以上海为例，1912～1926年间，钱庄数目由28个上升到87个，资本额由106.4万两增加到1341.1万两。原来和产业界联系较少的钱庄，此时开始面向本国资本的工业企业。上海著名的福源钱庄，在1925年到1927年3年中，做过31笔工业贷款，总额达219.4万元4。

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机遇。战争使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也使世界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增长，而中国正处于能够满足这一市场需求的有利地位，这种需求一直保持到战后建设时期。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1918年提高了30%。全国的对外贸易值1918年是10.4亿两，1923年增至16.7亿两。中国资本家在西方市场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资金，1918年是180万两，1919年增加到390万两。全国的纱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枚增加到1922年的1506634枚，其中的63%属于中国厂主。自1917年至1922年，新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中国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5。1912～1927年，全国新设银行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0602.8万元，是1911年以前的8倍6。

还应指出的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特别是袁世凯之后，由于一再出现政治权力危机，政治混乱，内战频繁，所以北洋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相当弱。在一定意义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有力地操纵社会经济，也就同时意味着它不能轻易地破坏社会经济，这反倒给本国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当然，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多次开展的抵制洋货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有力支持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关系也有一定变化，这就是富农经济、经营地主、新式农垦企业在一些地区的产生和发展。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1912年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河南、吉林、察哈尔等8省注册的农牧垦殖公司共有59家，资本总额286万元；而1919年已经发展到100家，资本总额1245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其中种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的较多。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买办商人、华侨，也有少数工业资本家。20年代前期，租地农牧场经营就已经大量出现，例如，1915年，广东一杨姓商人在江湾租地60亩，仿照西法种植靛青，经营获利，第二年租地200亩扩大经营。在其带动下，一些“农业资本家”纷纷用自己的资本，向一个或数个地主租地，雇佣农民耕地，自己完全属于监督地位，少数农垦公司大量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成效颇丰。如1915年，一宁波人在黑龙江经营的大农场，资本达80万元，面积36万亩，有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雇工45人，主要种植小麦和燕麦，并附设面粉加工厂，产品行销县内外。广东的香山县，1919年也出现规模较大的种植粮食的农业公司和种植水果的公司。[1]这些公司在引进近代农业机械、新品种种植和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农村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在织布业较集中的河北高阳、宝坻，江苏南通等地，一些织户已经属于资本主义作坊或手工业工厂性质；随着农户手织业的商品化，织户与商人之间成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于是工资织户不断增加。1912年，高阳的工资织户占总织户的34.5%，1917年增长到69.2%，1927年达到88.6%[2]。

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些微发展，远远达不到动摇封建生产关系的程度。辛亥革命后，封建地主经济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在北洋政府的“振兴实业”计划中，农业振兴不占主导地位；即便有所谓“兴农”主张，也没有更不可能触动封建土地关系，根本无力改变农业生产的局面。北洋政府实行过所谓的移民放荒政策，把官有荒地、海滩、湖荡的沙田、林地以及寺庙等各种公有土地丈放出卖，封建官地和公地加入了私有化的行列。但这些土地基本上被地主商人以及大小军阀乘机包揽，他们大量圈占荒地，由此出现了军阀地主和官僚地主阶层，这是民国以来封建土地关系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自由买卖更加频繁。除了军阀、官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和军事暴力侵占土地以外，商人、高利贷者也通过自由买卖兼并土地，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趋势。

综上所述，对这一时期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育程度不应估计过高。首先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不能否认内因的作用，但“黄金时代”的出现主要是外因的作用。其次，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一定会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民族资本的，即便在它有所发展的时候，也潜伏着难以挣脱厄运的危机。作为中国民族工业中坚的棉纺织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外国资本对华商纱厂的兼并和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令人惊异的是：华商纱厂被外国资本的侵蚀过程的开始，却是紧接在它获取高额利润的大发展之后乃至就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在被人们所共称的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天津两大华商纱厂——华新和裕元，一个在1919年一年之中盈利150万元之多，一个在1918～1922年间盈利达600余万元之巨，然而就在它们营业鼎盛之秋，日本资本集团的贷款，就开始登录在他们的负债表上。而一旦洋债缠身，最后便落得一个被接管或拍卖的结局。上海申新纱厂是华资纱厂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的盈利，在欧战期间，几乎是直线上升。一个以30万元资本起家的申新一厂，在1920年的盈利竟高达110万元。然而就在这个空前的繁荣期中，申新公司下属各厂中，已经开始有以自己的厂基、机器向外国资本多次进行抵押借款。其中有的工厂后来甚至险遭拍卖。这一发展基础的脆弱是可想而知的。而华商发展基础的脆弱和外商压力的强大，又是不可分的连档裤。”[3]再次，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上产生的，完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农业生产力自身无力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很难有持久的繁荣。不论是富农经济、经营性地主经济，还是资本主义股份制的新式农场，都保留着封建根子。在面临封建剥削制度的重压时，它们就会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失去向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可能。

鄂州银泰有一家卖旗袍的，叫什么品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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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这座城市？

乱世里的爱情总是让人唏嘘不已。张爱玲不是李清照，也不是杨绛，没有那种痛彻入骨的家国之悲。或者对于一个生存环境还算不错的女人来说，战争，离她很远，或者战争本来被她推出到了窗外。她骨子里只是一个小女人，小女人的世界里没有政治，没有民生，没有道义，只有爱情。于是在她的笔下，上海就是一个四处流淌着男人和女人的城市。骨子里的悲凉因子凝聚到她的笔尖之下，虚拟的人物，熟悉的上海，然后真真假假地交割在一起，在由租界、时尚、生活、爱情、贪婪、情欲所组成的上海里，自然会脱落掉最后一层衣裳，只剩下赤祼祼的两个字——人性！她笔下的上海真真假假，或许她自己都分不清楚，也不想分清楚。做为一个故事，总是要依附在一个环境里的，这个环境与其虚构，不如写实！而且，做为纸醉金迷的“东方小巴黎”更能体现当时中产阶级的挣扎不是么？红尘越是繁华，越会显得个人情感的浅薄或是孤独。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贾府不也是这样的繁花似锦么。如果把她的小说的发生地，放在某个山清水秀的边城的话，恐怕也给不了别人以“苍凉”之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