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李昭的晚年生活
• 2、李香兰的生平怎么样?
• 3、满族服饰是不是抄袭蒙古族的

李昭的晚年生活

李昭于胡耀邦逝世前6年就已从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岗位上离休。但她并没有把自己关在那座四合院里，她比过去更多地出现在一些社交场合，尤其与时装有关的社会活动，她立志要把中国的妇女打扮得更漂亮。

她做了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因连续举办了几届群众性的服装展销和评比，知名度很高。她还乐于在中外服装界之间当“红娘”。由于协会牵线搭桥，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蒙服装店和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筱顺子已携手合营。

李昭比京城里众多的高干夫人更早地穿起了裙服，她很有几套颜色雅致、款式新颖的时装。不过，她不赞成中国的服装过分欧化，对北京少女一度流行黑色紧身裤，她更是明确地表示“实在不好看”，哪怕被人戏称为“保守的老太太”，她也不肯苟同。

她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师或许是李艳萍，因为她常常向别人介绍李艳萍设计的由旗袍演绎出的多种美妙时装，她多次表示：“我的思路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开拓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服饰产品。”

北京门头沟以及昌平、密云、怀柔等县的农民比城里人还熟悉李昭。从1985年开始，她经常下乡，帮助这些地方发展养羊、养兔、养蚕。农民们为卖羊绒、兔毛、蚕茧赚回大把钞票开心，李昭则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此发展下去，北京的纺织业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天然纤维原料。

无论胡耀邦在台上还是赋闲在家中，李昭待人始终平易谦和，丝毫没有“官太太”的颐指气使，她颇有威望，胡耀邦逝世不久她再度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她退而不休，每周有一半时间忙公务的状况将长期继续下去了。

李香兰的生平怎么样?

李香兰

（1920.2.12-）

原名：山口淑子

籍贯：日本佐贺县，生于沈阳

身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期著名歌手

生平：

出生于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一个汉学学者，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

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命运有时是在不经意之间改变的。李香兰与白俄罗斯女孩柳芭的邂逅就是这样，那次相识使李香兰有机会跟一位俄罗斯声乐家学习声乐，她的音乐天分得以发掘。这一时期，日本为推行“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怀柔政策，开始在电台上播放“满洲新歌曲”，既懂日语又会北京话的李香兰于是作为“少女歌手”被推上舞台。14岁时，李香兰前往北京读书。1937年，由“满铁”公司出资的电影公司“满映”成立，李香兰被聘为专职演员。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奠定了她“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的地位，后又演出了《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和《白兰之歌》等“大陆三部作”。1943年，因参演《万世流芳》，李香兰这个名字曾轰动一时。

山口淑子的“李香兰时代”，正值日本侵华时期。《李香兰》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弥说，“她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的夹缝中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对此，山口淑子说有两件事让她终生难忘，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心酸。

1938年10月，18岁的李香兰作为“日满亲善”代表首次回日本，兴奋之中的她万万没想到，当验过护照刚要下船时，听到官员凶狠地喝叫：“你还是日本人吗？一等国民却穿着支那服，不觉得羞耻吗？”山口淑子说：“当时我都蒙了，不明白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说那种话，为此我十分苦恼。”后来在东京，当她身穿中式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掌声中不时传来谩骂。这使她对祖国日本的幻想开始破灭，她感到可悲的，“不是为日本人错把我当成中国人而歧视，而是祖国的日本人对我出生的中国———我母亲之国的侮辱。”

1943年，李香兰参与演出了描写林则徐禁鸦片的历史剧《万世流芳》，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位诉说鸦片之害的卖糖少女，唱过《卖糖歌》。在北平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后，有位年轻记者追上来问她：“李香兰，你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演出《支那之夜》、《白兰之歌》那样侮辱中国的电影？你中国人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面对责问，她道歉说：“那时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很后悔。在此向大家赔罪，再不干那种事了。”不料这番话引起一阵掌声。她回忆说：“实际上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日本人，只是希望我能谢罪。”

追忆往事，山口淑子说：“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我的确是拼足了力气学唱歌”。她称，对那些曾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感到内疚。因受不了“李香兰”身份的重压，她在1944年从“满映”辞职，客居上海。1945年日本战败，李香兰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审讯，后因公布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幸免。对自己以中国人的名义演出的《支那之夜》等电影，她说“虽因年轻但考虑愚昧”而表示道歉。1946年2月，她被释放回国。

告别了“李香兰”的山口淑子，回国后跨入影坛，其间甚至想过要到好莱坞发展，后因故放弃。1958年，山口淑子与外交官大鹰弘坠入爱河，婚后改姓大鹰，并退出演艺界当起了外交官夫人。1969年，已将50岁的大鹰淑子圆了记者梦，当起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还前往越南、柬埔寨、中东等战争前线，采访过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风云人物。1974年，频频在电视上出镜的大鹰淑子在田中角荣首相的劝说下出马竞选，从此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

1975年，已是国会议员的大鹰淑子访问平壤，路经北京时，受到廖承志会长的盛情款待。1978年，她再次访问了留下过青春足迹的北京、上海、哈尔滨和长春等地。同年8月，她含着泪水看了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实况转播。

谈及这段经历时，山口淑子打开了画册，让我看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访日时与她在田中角荣家中的合影。在翻到阿拉法特的照片时，她唏嘘不已，“阿拉法特很了不起，可惜去世了”。看到画册里她年轻时与周璇、白杨等中国演员的合影时，她变得愉快起来。她回忆起1978年作为日本环境访华团团长访问的情景，提到重访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她这位“金鱼美人”受到“古典美人”郑晓君、“妖艳美人”白玫、“活泼美人”夏佩杰和“永远青年”浦克等同行的欢迎。她说：“我有中国和日本两个亲人，中国是养育我的母亲之国，日本是我的父亲之国。中国是我的故乡，所以去中国应说‘回’中国。”

希望“父亲之国”和“母亲之国”友好相处

1992年，山口淑子从参议院退休。3年前丈夫去世后，她选择了独居。其间，她仍担任着“亚洲女性基金”的副理事长（理事长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当年的从军“慰安妇”道歉赔偿。明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她向记者透露，日本一家电视台计划拍一部以她的经历为题材的电视片。剧本目前正在构思，她希望能有一位既懂中文又通日语的大眼睛演员担纲。

对目前较“冷”的日中关系，山口淑子说，日中之间有些摩擦，但对此应该正视，不能使它积重难返。在谈及接受专访的初衷时，她表示希望中国的年轻人了解她的命运，借此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见到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周恩来总理说过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去，两国年轻人更应用全新的广阔视野，认真考虑将来如何友好相处”。

代表作：《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小时侯》、《卖糖歌》、《戒烟歌》、《海燕》、《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等。

满族服饰是不是抄袭蒙古族的

抄袭这个词改为前期借鉴比较合适。

满族作为一个迅速从部落联盟到封建社会形态的民族，其服饰的发展和完善同样是非常迅速的，这无疑要感谢曾经入主中原的蒙古族服饰的丰富资源对其服饰制度建立的贡献，尤其在入关以前对满族服饰的影响最为巨大。当崇德年以后满族服饰风格样式逐渐成形后，皇太极明确了维护本民族服饰风格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确立，标志着满族服饰自成一体的开始。尤其是入关以后，伴随着满族统治民族身分的确立，满族的服饰开始以一种独立的服饰风格，将其早先借鉴自周边民族的服饰形态进行消化吸收，并作为主体向周边民族扩散。清代蒙古族的服饰制度是严格受到服饰制度的限制的，倒是汉族服饰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高地，对满族服饰日益加深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