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传统文化资料大全
• 2、金宇澄的《繁花》：用上海话讲上海故事，方言小说你能接受吗？
• 3、需要大家能帮个忙，提供一些关于宾语研究的资料
• 4、中华民族文化有那些
• 5、中国有那些传统文化详细

中国传统文化资料大全

中国传统文化资料大全：

1、诗词库：按朝代划分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现当代》。

2、诗集库：《李白诗全集》（共25卷）、《王维诗全集》（共10卷）、《杜甫诗全集》（共13卷）、《唐宋名家词选》（共25卷）、《唐诗三百首》（共8卷）、唐五代诗选》（共2卷）、《南北朝诗选》（共6卷）、《宋诗一百首》（共3卷）。

先秦歌谣选》（共3卷）、先秦《老子》（共3卷）、《宋玉诗赋选》、《汉代诗歌》（共4卷）、《屈原全集》（共4卷）、《魏晋诗选》（共3卷）、《千家诗》（共4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135卷）。

3、全唐诗库：收录传世恢弘巨制：《全唐诗》（唐代诗人2500余家的诗作45000余首，共900卷）。

4、全宋诗库：《全宋诗》（全书共辑两宋诗人约9000余家）。

5、全宋词库：《全宋词》（全书共辑两宋词人1330余家，词作约20000首。）。

6、全金元词库：《全金元词》（共收录金元词人280余家，词作7000余首。）。

扩展资料：

诗汇库：《乐府诗集》（上、下共100卷）、《金元明清诗选》（共8卷）、清诗汇《晚晴簃诗汇》（全书共计诗人6100余家，诗27000余首，共200卷。）、明诗《列朝诗集》（选录明代278年间的诗作，共80卷，入选诗人1600余家。）。

《元人小令选》（共2卷）、《元诗别裁集》（此书共8卷，附补遗1卷，共收录古、近体诗600多首，共100多人。）。

《郭璞诗全集》（共7卷）、《李贺诗全集》（共3卷）、《明清词选》、《金元明清诗选》、《毛泽东诗词全集》（共5卷）、《鲁迅旧体诗选》（共3卷）、弘一《李叔同诗选》（共2卷）、《北岛诗选》（共6卷）。

《穆旦诗全集》（共7卷）、《痖弦诗选》（共2卷）、《陈敬容诗选》（共2卷）、《清诗别裁集》（共32卷）、《玉台新咏集》（共12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华文化大全库

金宇澄的《繁花》：用上海话讲上海故事，方言小说你能接受吗？

2020年4月，许久未曾露面的王家卫导演宣布要开拍他的新电视剧《繁花》，这是王家卫导演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男女主角选择了实力派演员胡歌和马伊俐，更是邀请了获得过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鲍德熹作为视觉总监。它以一种近乎强势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消息一出，有无数人好奇，《繁花》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为什么会让王家卫导演费力的集结如此强势的人马只为拍摄一部网剧，或许我们可以从金宇澄《繁花》的原著之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寻找当年上海都会风光的浮光掠影。

《繁花》——上海方言写就的小说

2012年金宇澄先生的《繁花》横空出世，以一种近乎强势的姿态拿下了茅盾文学奖。有无数文艺青年买了这本书，然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确实看不懂，复杂拗口的句式与缠绵偏涩的上海话，再加上一开始就是男欢女爱的场景，让这本小说劝退了不少读者。

没有人知道金宇澄先生用多大的执念写出了这本小说，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创作中，很少有人会用纯方言的手法去写一本书，就算有，也是以北方方言为主，北方方言与普通话本就出自一脉，写作难度和阅读难度都不会太大。

而在金宇澄先生之前，除了市井娱乐小说之外，几乎没有正经的文学作品用南方方言写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南方方言的语法，语音结构，语素都与北方方言或者说是中原官话有明显的不同，创造小说的难度也同样会增加，就算创作出来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很难被读者接受的。

不少海派作家虽然尝试过将沪语融入到写作之中，但是让他们真正用沪语方言来写作，还是没有人敢于尝试的。毕竟作品是写给读者来看的，没有读者再高明的创作手法都无法让一部作品取得成功。

但是总有人愿意尝试的，中国历来不缺乏奇人。

金宇澄先生选择了地道的上海话来写作《繁花》，这本书从一问世起就注定了不同凡响，他把握了传统官话与沪语之间微妙而又若隐若现的联系，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奇妙的近乎浑然天成的平衡。

有人说读《繁花》的时候，既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也有浓郁的上海腔调与风味，程永新先生说：“未来估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平的高下，比拼的一定是关于城市经验的小说。《繁花》往大里说，他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上海记忆

《繁花》从10岁的阿宝开始，到中年的小去世结束，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上海人的生存状况，60年代的斑斓记忆也，90年代的声色犬马，故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

历史与现实交错，记忆缠绕在上，李敬泽先生说：“《繁花》用一种叙事方式回应了我们的古典和传统，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这种叙事方式的使用又是蛮现实的一件事情。”

主人公的都出生在建国初期，三个前面代表了三个不同阶级，命运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其实就是某一类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命运，他们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缩影，符号化的活成上海记忆里的人生百态。

阿宝的爷爷是资本家，虽然上一代的富裕与声色犬马已经不属于他，但是家庭和出生的缘故，注定了他的命运会走向一个完全悲剧的结局，沪生是军人家庭，小毛是平常家庭的孩子，三个不同背景的少年，牵扯出百多人的故事线索，两条时间线交互勾勒出两个时代的聚散离合。

6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残酷的时代，断层时期的上海也生活在破败与黑暗之中，少年时代的童趣与社会的黑暗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的大变革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不幸，破四旧，被抄家，上山下乡，三个少年被迫成长为了大人。

等到90年代的时候，阿宝已经成长为了宝总，少年时代的单纯与天真消失殆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剩下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老李和阿毛与岁月和解，选择了释然。

人生百态、奇闻情史、酸甜苦辣，烘托出的则是人性嬗变与欲望的芜杂，更是上海的沧桑变幻。

整部书通过男欢女爱的风俗故事勾勒出大都市变迁时的风俗人情，大上海60年代到90年代的变化也一一鲜明的跃然纸上。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上海”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城市名称，它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代表着中国人一种共同的情怀，都市的繁华与颓废，其实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上海甚至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学流派，海派作家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的带着上海的风味与魅力。

提起为什么要写《繁花》这部作品，金宇澄先生这样说：“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上海经常被处理成很表面的状态，比如外滩、旗袍、百乐门，我写这个小说，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希望能消除人们对上海浅表的看法。”他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打破人们对于伤害的固有印象。

琐碎之中的深意

《繁花》是一部特殊的作品，他的书写格局很小，但内涵灵魂格局却很大。他的书写格局局限在上海方言和上海市井生活之中，将目光交聚在小人物的身上，所书写的也是他们之间的男欢女爱和推杯换盏，整部书就是一部大段子，一点一点的勾勒着上海的生活图景。

但是《繁花》的内涵灵魂格局却并不小，它是以国家发展，时代变迁，市民生活为写作背景的。敏感而又精准的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人们的眼球，深刻而又细致的揭露了时代留在人们身上的伤痕与烙印，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书写了断裂时空下的上海，冷静的呈现了不同阶级的市民在时代变迁下的挣扎与徘徊。

这本书之所以写的这么成功，不仅仅在于它的作者金宇澄先生是一个上海人，更在于作者本人丰富的文化内涵。

1952年金宇澄先生出生在上海，有人称他为小说界的“潜伏者”，他的小说带着一种缓慢而文雅的节奏，如同上海男人骨子里的文雅与温柔，面对事情总是不急不慌的。

1952年出生的金宇澄，经历了中国历史上那个文化大变革的时代。他的笔下难免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能深刻的写出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他成长于断裂时期的上海，《繁花》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他自身经历的自然而然的表露，因此他的写作技巧是别人难以琢磨和模仿的。

很多书是到了一定年纪才可以看的，少年时期，看金宇澄先生的《繁花》，讨厌书里面的莺莺燕燕与男欢女爱，拗口而又别扭缠绵的上海话，也曾让我们觉得麻烦。直到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再读《繁花》就会有别样的感受，会对那个时代有更深的印象。

《繁花》风俗的极致，也优雅的极致，时代的风云变局与外部的剧烈动荡，在小说缓慢而又悠长的语气之中缓缓流淌，让我们以一种平静而又复杂的心绪去面对那个时代的变革。

让我们去期待王家卫和金宇澄两个上海男人的相遇，再现那个时代的繁华，跟随名导演与名作家的步伐，从书本与影视之中领略那个时代的美丽风情。

需要大家能帮个忙，提供一些关于宾语研究的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汉语语序研究要略

众所周知，由于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汉语的语序比一些印欧语的语序更为重要。有关语序的一系列问题，早在五十年代有关主客语的讨论中已经有过争论和研究。八十年代以来，有关语序问题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

1.汉语语序的性质。“语序”，有的书上叫“词序”，早在三十年代，张世禄就提出了“凭语序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的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家对语序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申小龙认为，句子成分次序的安排变化总是以句中一个相对稳定的支点来观察的，这一支点一般是句子的主要动词。动词作为句子结构的语义核心，它所联系的第一层次是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它们对于确立一个句子的逻辑结构是必不可少的项，可以称之为论元，而状语、定语则是句子结构的非论元成分。所以对汉语语序的研究应该从论元和非论元两个层次上考察。同时他又认为，从汉语句子组织的特点来看，所谓语序的概念要扩大。汉语是一种注重内容的语言，汉语语法的语序概念应扩大到词组的铺排律上，研究语序可以从广义的角度研究。申氏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这是同他一贯提倡的文化语言学的一系列观点一脉相承的。

赵振才认为，对汉语句子的语序调动单靠结构分析是难以阐释清楚的，必须进行高层次的分析，才能了解语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动。比如，当汉语句子的宾语是表达未知信息时，一般出现于句末，当汉语句子的宾语是表达已知信息时，常常出现于句首（《汉语简单句的语序与强调》，《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3期）。 赵氏的分析实际上是从语用的角度着眼的，尽管分析不够深入，但提出的问题还是很有启发性。美国的李纳和汤姆逊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在汉语中，用SVO 语序表达的事情，是中性的，而用SOV语序表达的是跟预期相反的情况。 比如“他已经做完功课了”是中性的，一般的陈述。而“他功课已经做完了”则是用于特定的目的，也许是父亲在向母亲解释为什么孩子在看电视而不是做功课（台湾文鹤语言研究丛刊1982年（3），黄宣范译， 译名为《汉语语法》）。李纳和汤姆逊在分析汉语语序变化原因时，把句子放到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分析，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陆丙甫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已提出了应该把语序这一形式因素分化抽象出来加以深入分析。在与胡裕树先生合写的《关于制约汉语语序的一些因素》（《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中对语序的性质，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文认为，语序应该是功能类别的序列，或者说是“功能块”的序列，通常分析一个语言结构体中的语序时，其中直接处理的基本单位最多是七个左右，因此用“块”作为语序分析的基本单位是比较合适的。

在所有有关语序性质的研究中，最富于开创性和指导意义的就是文炼、胡附的《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4年3 期）。两位先生认为，语言单位的排列要受许多条件的限制，人们最容易注意到的是意义上的限制，心理学家则注意长度的限制。如果从语法角度看，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他们主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名词的位置与动词的性质有关。比如“我们”“讨论”“问题”有三种语序可以选择，而“我们”“讨论”“怎么样”却只有两种语序可供选择。所以，逐个地研究动词，加以归类，找出语序安排的规律来，是大有可为的。2.语序的安排与虚词的使用有关。在这方面，过去的一些语法著作已注意到了，可是，有关实词的次序安排与虚词使用的关系，现在似乎反而不如《马氏文通》那样重视。看来，过去的语法著作中，还有许多值得继承的内容。3.语序包括语法的、语义的和语用的。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比如在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1987年版）中，是这样阐释的：“你看我”和“我看你”的含义不同，是由于在“A看B”的格式中代入了不同的词，句法关系并没有变。这里的语序改变是语义上的。“你哥哥来了吗”和“来了吗，你哥哥？”有不同的色彩，后者是因为说话人的情绪紧张，行为本身最先浮现在意识里，所以先说出来。这种语序的类别是语用上的，是为了在交际过程中适应具体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有像“客来了”和“来客了”。“雨下了”和“下雨了”的差别，才属于句法上的。文炼、胡附的有关语序研究的观点和理论对汉语语序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句子是以句法结构为基础的，但句子并不等于句法结构，句子往往在句法结构的基础上有所增添，有所变化。这种变动有的跟语义有关，有的跟语用有关。如果仅仅把语序限制在句法结构范围之内，许多现象自然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总之，语序不是一种自足的手段，必须联系许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2.宾语和定语。在有关汉语语序的研究和讨论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首先，就是如何看待动词前面的“object”。传统的观点认为，外动词既然是以带宾语作为广义的形态的，那么，它的宾语跑到任何地方去，都应该抓住，仍然应该把它当作宾语。比如像“钱花完了”这样的句子，仍然应该认为是主谓宾的句子，只是已经宾居句首了。这种观点后来已经没有多少支持者了。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中认为，主语不一定是施事，宾语也不一定是受事，不能把主语和宾语区分理解为施事和受事的对立。“玻璃擦了”是主谓结构，不能因为“玻璃”是受事，就说它是宾语提前了，“来客人了”是述宾结构，不能因为“客人”是施事，就说它主语挪后。主语、谓语是句法概念，施事、受事、与事等是语义概念，这两方面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混同。他认为只有“他出国了，听说”这样的句子才可以认为是宾语前置了。陆俭明指出（《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2期）， 所谓宾语前置的倒装句，并不是根据结构关系而是受了传统的意义分析、施受关系的影响。事实上相同的语法结构可以表示不同的语义关系，不同的语法结构关系也可以表示相同的语义关系。总的说来，朱、陆两位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像“我们班上的学生名字我一个也叫不出来”这样的句子，陆俭明认为是主谓套主谓，连套四层（《汉语句法成分特有的套叠现象》，《中国语文》1990年第2期）。对此， 至今仍然存有不同的看法。吕叔相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曾经提出，“这事儿我现在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这事儿”“我”“现在”“脑子里”“一点印象”挨个儿当主语，会不会把一些有用的分别弄模糊了？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受事宾语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位于动词之前的，并不是所有位于动词之前的名词性成分都是主语。其条件是：1.宾语是个疑问代词，常同副词“都”“也”等配合；2.宾语前边有“一”，后边有表示否定的副词“不”或“没，没有”；3.有些宾语不是疑问词，但全句是列举的形式，分句中的宾语也能用在动词之前。以上三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遍指的意味，同时宾语是被强调的。对此，文炼、胡附两位先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宾语用到动词前面，只是改变了宾语的位置，没有改变动词和宾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李子云（《主谓谓语句》，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主语和谓语是句子结构第一层级中的两大部分。宾语则是谓语内部的结构成分。因此宾语位置的变更，只能限于谓语范围内，不能超越谓语领域。因此，他们都认为，谓语动词后面的受事，为了表达的需要有些可以移到动词前面，尽管位置改变了，但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仍然可以不变。

申小龙则认为（《〈左传〉主题句研究》，《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 汉语句子的一些主脑成分在意念上可以看作是从谓语中的一个位置上移到句首作话题的。但叫“移位”只是一说明语义关系的一种方便说法。因为一旦移位，它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句子成分，而是根本改变了句子的类型。句子也不再是叙述性的，而是评论性的了。他认为，宾语的“移位”实质上反映了汉族人语言思维反映现实所取的不同角度。它是决定句型的一个根本的因素，“移位”必然导致句型的转化。

其次就是如何看待定语的后置和前行。老一辈语言学家，如王力、黎锦熙、陈望道、史存直等人都认为汉语的定语是可以后置的，只有张志公认为，修饰语在前，被修饰语在后，不能颠倒，一颠倒就成了别的关系了。张静主编的《现代汉语》认为，定语的正常位置是在中心语之前，为了表达的需要，有时也可以移到中心语之后，或者移到动词谓语之前。定语后置或提前仍然是定语。张先生的所谓定语移到动词谓语之前，就是指“墙壁上，红的、绿的、黄的，贴满了标语。”潘晓东在《浅谈定语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1年第4 期）和《从定语易位看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一致性》（《浙江语言学年刊》1984年）中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红的”“绿的”“黄的”之所以是定语是因为它们是体词性的，不可能修饰后面的动词，而且，这些成分回到宾语名词前作定语时，全句意思不变，反而更加显豁明白。他认为，定语之所以要前行是因为动词对宾语要求尽量靠拢一些。当宾语前有几个定语时，与中心语结合较松的那些定语就有可能被挤到前面去。而且，当说话者着意强调某个定语时，也会把它调到动词前面。

陆俭明在《关于定语易位问题》（《中国语文》1982年第3 期）中指出，虽然像“红的”“绿的”“黄的”这类结构的组成成分是体词性的，但这些结构本身却是非体词性的，跟一般所说的名词性联合成分不同，这些结构经常作状语。陆氏还指出：定语前行是以语义关系上来看“前行定语”与名词宾语有修饰关系，但是从语法结构关系上看，它们并不是宾语的定语成分。其实，早在1980年，陆俭明已总结出汉语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易位情况，并指出了易位句应具备的四个条件：1.易位句的语句重音一定在前置部分上，后移部分一定轻读；2.易位句的意义重心始终在前置成分上，后移部分永远不能成为强调的对象；3.易位句中被倒置的两个成分都可以复位，复位后句子意思不变；4.句末语气词决不在后移部分之后出现，一定紧跟在前置部分之后。陆氏的上述归纳同语言实际基本相符，对于确定语用交际中的易位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邵敬敏的《从语序的三个平面看定语的移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认为严格区分语法、语义、 语用三个平面的语序变化是确定“定语”移位的前提，然而依靠移动位置这一语法成分的功能，采用“语法功能排他性的”鉴定法，来确定该成分移位后到底仍是定语还是已经改变了身份，从而证明只有很少一部分具有“排谓性”典型名词性结构在后置后仍然是定语，而所谓前置定语是不存在的，有的是状语，有的是主语。

3.多角度的探索。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比较集中以外，有关语序问题探讨的范围是很广的。首先，同语序有关的有关汉语语言类型的问题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兴趣。李纳和汤姆逊在《Mandarin Chinese》一书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根据Greenlerg的观点，结合自己的分析， 认为国语是一种既具有SVO特征也具有SOV特征的语言。 国语正在逐渐从SVO语言转变为SOV语言。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炼、 胡附在《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有些学者显然是把Greenlerg 的理论绝对化了，而且在方法上也违背了他的原意。并且从修饰语的位置、后置词的使用和句末语气词表疑问等三个方面作了古今比较，从而无可辩驳地否定了戴浩一、李纳、汤姆逊的这一有关汉语语言类型学的论点。

其次，一些学者对汉语语序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从微观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较具代表性的有，张伯江的《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 廖秋忠的《现代汉语并列名词性成分的顺序》（《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 方梅的《宾语与动量词语的次序问题》（《中国语文》1995年第1期）。 张文分析了动趋式带宾语的四种语序，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及语用、交际的角度对这些不同的语序的表达差异进行了考察；还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了”的隐现及其原因，引入新信息和旧信息同语序的关系，并对各种语序格式在使用中的强制性和倾向性规律作出了解释。廖文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汉语并列性成分排列次序的十一条原则，即：重要性原则、时间先后原则、熟悉程度原则、显著性原则、积极态度原则、立足点原则、单一方向原则、同类原则、对应原则、礼貌原则、由简至繁原则。廖文认为，排序原则是多方面的，有心理——认知的，有社会——文化的，有语用——语境的，要想充分解释所有这些原则，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廖文的研究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语序排列制约因素的认识。方文考察制约语素的因素主要从“N ”的指称性质入手，引入了与指称有关的两对概念，即有指与无指，定指与不定指。此外还从新信息与旧信息，已然与未然，名词性成分的长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还作了历时的动态比较分析。作者认为，“动、动量、名”与“动、名、动量”有着不同的表意功用，前者的使用频率有增高的趋势，适用面越来越广。

再次，结合逻辑和语音研究语序。胡裕树、陆丙甫《关于制约汉语语序的一些因素》一文首先提出了“语序应是功能类别的序列”，认为讲汉语语序主要是讲句法方面的语序现象。该文认为，逻辑中的“全称量项、特称量项、存在量项”对汉语的语序也是有影响的，量项的顺序对句子的是否合格，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在更多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条件下，量项顺序同深层格的顺序共同决定句子是否合格。该文又认为，节奏对汉语语序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双音节动词一般不大能带单音节的后置宾语，像“打扫街”“编写戏”之类都是不合格的。虽然2·1节奏极少用于动宾结构，却广泛用于偏正结构，如“长毛兔”“工作台”等等。再比如“复印文件”“出租汽车”是歧义的，而“复印件”和“出租车”则是单义的。总之，节奏问题也是一种广义的语序现象，它们主要反映了句法语序对节奏的限制、选择。当然，反过来节奏形式对语序也有一定的限制、选择作用。

综上所述，汉语语序的研究正在多层次多角度地深入开展，并且已经取得一系列成绩。但是由于语序这一现象涉及的问题很多，许多问题至今尚未被真正揭示清楚，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努力。

中华民族文化有那些

中华民族文化纵览

简介

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琴棋书画、三百六十行、四大发明、民间禁忌、精忠报国、自然养生、竹、民谣、黄土、长江、黄河、红、月亮。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农家、农民起义；皇宫官府、宫庭文化、帝王学。

诸子百家

1．道家（老子、庄子、列子；思想：道德，无为、逍遥；《南华经》《道德经》 《管子》

2．儒家（孔子、《论语》、孟子、《孟子》、荀子；思想：仁、义、礼、智、信；四书：《中庸》《大学》《孟子》《论语》）

3．法家（李悝，韩非、李斯、《韩非子》思想：君主集权，以法治国）

4．墨家（墨子、《墨子》、思想：兼爱、非攻、举贤、节俭）

5．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公孙龙子》）

6．阴阳家（邹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7．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战国策》）

8．杂家（吕不韦《吕氏春秋》）

9．小说家（虞初《虞初周说》）

10．兵家（孙膑《孙膑兵法》孙武《孙子兵法》、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思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格言，就出自此书。）

11．医家（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王冰、张从正、朱震亨、李时珍、张景岳）

琴棋书画

笛子、二胡、古筝、萧笛、鼓、古琴、琵琶。十大名曲（《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阳春白雪》、《 渔樵问答》）；中国象棋、中国围棋，对弈、棋子、棋盘；中国书法、篆刻印章、文房四宝（毛笔、墨、砚台、宣纸）、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竖排线装书；国画、山水画、写意画；敦煌壁画；八骏图、太极图（太极）。

传统文学

主要是指诗词曲赋。

《诗经》、《汉乐府》、《孙子兵法》；先秦诗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传统节日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汉民族传统节日近50个。如下是15个主要节日：春节、上元节（元宵节）、花朝节（百花生日）、上巳节（三月三）、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日（小年）、除夕。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中国戏剧

京剧、越剧、秦腔、潮剧、昆曲、湘剧、豫剧、曲剧[1] 、二人转、河北梆子、皮影戏、川剧、黄梅戏、粤剧、花鼓戏、巴陵戏、木偶戏、脸谱、梨园戏、歌仔戏等。

中国建筑

亭阁牌坊、园林寺院、钟塔庙宇、亭台楼阁、民宅

汉字汉语

汉字

汉字是世界四大自源文字之一（另外三种是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唯一一种使用至今，并仍然充满活力、历久弥新。

汉字作为表意（语素）文字的杰出代表，独霸世界文字之林半边天（另一半是各种字母、表音文字）。

汉字及其所记录的汉语，精妙绝伦，其艺术性盖诸文字之冠。产生了古典格律诗、对联、字谜、测字算卦等世间仅有的艺术。

少有文字的书写能成为一门艺术，更无一能达到汉字书法艺术之高度。碑帖、篆刻、牌匾、楹联、尺幅、扇面，样样精妙绝伦。

汉字的一笔一划，无不体现祖先们的智慧和对世界的理解。所谓中国哲学，在汉字的构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春联、倒「福」字，到「招财进宝」，以及「福禄寿」字画，还有洞房里火红的「囍」字，灵堂前肃穆的「奠」字，汉字就是活生生的民俗与文化。

汉字维系中华一统数千年。九州四海、古人今人用的是同一种汉字，交流无碍。今天的人们仍可阅读秦简汉帛、唐碑宋贴，在世界所有文明中，堪称绝无仅有的奇迹。

对联、谜语（灯谜）、歇后语、熟语、成语、射覆、酒令、打油诗等……

传统中医

中医、中药、《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脉经》、《本草纲目》、《千金方》《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

宗教哲学

儒、道、佛、周易、阴阳、五行、干支、罗盘、八卦、占卜、风水、面相等

民间工艺

潮绣、剪纸、风筝、中国织绣（刺绣等）、中国结、泥人、面人、面塑、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凤眼、千层底、檐、鹫

中华武术

太极拳、咏春拳、少林、武当

地域文化

中土文化、潮汕文化、江南文化、江南水乡、塞北岭南、大漠风情、蒙古草原、黑土地、青藏高原、天府之国、大西北、桂林山水、天涯海角、中原文化、巴陵文化……民风民俗

礼节、婚嫁（红娘、月老、聘礼、洞房）、丧葬（孝服、纸钱、头七）、祭祀（天地祖先）；门神、年画、鞭炮、汤圆、饺子。

衣冠服饰

汉族衣冠服饰始于黄帝，备于尧舜，各朝代形制不同，中国还有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而诞生的中山装、唐装、旗袍，各少数民族服饰、各类传统及现代的佩饰、鞋、帽等。

四大雅戏

花鸟鱼虫

动物植物

龙、凤、麒麟、虎、豹、鹤、龟、大熊猫...；十大名花兰花，梅花，牡丹，荷花，菊花，月季，桂花，杜鹃花，水仙花和茶花。

龙生九子：囚牛、睚眦、嘲风、蒲牢、狻猊、赑屃、狴犴、螭吻、饕餮、椒图、蚣蝮、貔貅。

古玩器物

玉（玉佩、玉雕……）金银器、瓷器、红木家俱、景泰蓝、中国漆器、彩陶、紫砂器、蜡染、古代兵器（盔甲、大刀、宝剑、十八般兵器等）、青铜器、古玩（铜钱等）、鼎、金元宝、如意、烛台、红灯笼（宫灯、纱灯）、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芭蕉扇、桃花扇。

饮食厨艺

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道；酒文化、中国菜、八大菜系（鲁、 川、 粤、 闽、 苏、 浙、湘、徽）、饺子、汤圆、粽子、年糕、月饼、筷子；鱼翅、熊掌、海参、鲍鱼……

传说神话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天仙配、梁祝、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白蛇传......

神妖鬼怪

神仙、妖怪、玉帝、阎罗王、黑白无常、孟婆、奈何桥···

传统音乐

是指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可见，传统音乐包括“国乐”但不包括“新音乐”，但它们都是“中国音乐”。

传统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区别并不在于创作时音的先后，而是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风格特征。如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渔舟唱晚》虽是近代音乐作品，但其表演形式属中华民族所固有，所以也是传统音乐。相反，学堂乐歌、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等因其音乐形态特征借鉴了西方音乐，故不是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的划分最早见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分为五大类：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但大多院校在教学中把歌舞音乐并入民歌，于是就变成四大类：民歌、民族器乐、曲艺（即“说唱”）音乐、戏曲音乐。

实际上，“民族音乐”、“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民族音乐”包括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民间音乐”只是传统音乐的一个类别。且中国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民间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

杜亚雄先生则将中国传统音乐分类如下：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其中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诗词吟诵调、文人自度曲；宗教音乐包括道教音乐、佛教音乐、伊斯兰教音乐、萨满教及其它宗教音乐；宫廷音乐包括祭祀乐、朝会乐、喜迎及巡礼乐、宴乐。

“戏曲”

戏曲“四大声腔”

四声腔，展辉煌，对戏曲，有影响；

昆山腔，经改良，艺术上，有开创。

弋阳腔，节奏强，加滚白，调高亢；

梆子腔，声响亮，花苦音，巧用上。

皮黄腔，二合一，称二黄，和西皮；

西皮刚，二黄抑，后发展，成京剧。

声腔中以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为典型。

中国古典十大名曲：《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汉宫秋月》、《阳春白雪》、《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

中国对联

对联，又称楹联或对子，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联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关于中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中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

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至南北朝。在中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觞。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视，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各从其类也。”

律偶，格律诗中的对偶句。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则始于魏晋。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吕静作《韵集》五卷，分出清、浊音和宫、商、角、徵、羽诸声。另外，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创始人。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道教文化、禅宗文化、饮食文化、孝贤文化、慈善文化、中医文化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清明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初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名山大川

中国五岳：华山、恒山、衡山、嵩山、泰山。

上古道家修仙圣地：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等

道教现四大名山：青城山、龙虎山、武当山、齐云山。

佛教现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长江、黄河、珠江、黑龙江、松花江、辽河、海河……

中国有那些传统文化详细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