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关萍露原型黄慕兰 《旗袍》陆续在全面地面台开播,收视率居高不下,该剧的原型之一黄慕兰老人,104岁高龄的她至今还生活在杭州。杭州某小区,一条狭长的街道,通往一栋普通的居民楼。连邻居们也不知道,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的传奇湘女的老地下党员黄慕兰,现在就和两位保姆在此“隐居”。这位曾因出色的情报工作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的“女间谍”,今年已经104岁。 《旗袍》在剧本创作初期时,也对黄慕兰的传奇经历进行了深刻研究,把她的特工生涯经过艺术塑造后,才有了关萍露这样出色的角色,《旗袍》一剧正是意在歌颂和赞扬中共地下党员的英雄本色。
电视剧《旗袍》中的关萍露,她智勇双全,用年轻的生命做赌注,她从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学生,成长为临危不乱、忍辱负重的中共优秀谍战人员;她深爱自己的男友,甚至为了他深入虎穴,却被男友误认为是卖国求荣的女人,几次三番要除掉她;面对男友对革命的背叛,她毅然将其带到当年他们歃血为盟的地方亲手枪杀了他…… 根据黄慕兰老人等多位红色女特工改编的关萍露,她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是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她也有属于她的柔情。但在这柔情的外衣下,关萍露必须做到的是忍辱负重,奉献青春与生命,谱成一典红色的生命之歌。如此精彩的谍战人生,也造就了现在《旗袍》的收视率为何会这么高的原因了。
如今的黄慕兰老人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完全看不出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当年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杀汉奸,救周总理性命的女英雄。104岁的黄老现在依旧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最大的爱好是照相,与她合影时,她先会捋平衣角,整理好头发,然后会强有力地握住你的手,并且露出灿烂的笑容。 当问起她是否会看《旗袍》的时候,黄慕兰老人高兴地说,肯定会看,可以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风采,是一件很激动的事情!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作为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差不多一个世纪,所接触的知名人士,所亲历的重大事件,足令后人喟叹。黄慕兰 - 人物简介
20世纪3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的黄慕兰。周南中学校友会 供图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出身于湘中名门,父亲曾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谭嗣同、黄兴、蔡锷的儿子等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黄定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 黄慕兰天生丽质,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这位不到20岁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工作有魄力,活动能力很强。黄慕兰在武汉工作时,在武汉三镇很有名。她认识许多社会各界上层人士,特别是妇女界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宋庆龄等,黄慕兰与她们都有过工作关系,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一些单身男子常常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 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几位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作品。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写《蚀》借鉴过黄慕兰。一次黄慕兰到茅盾家作客,茅盾开玩笑说“听说你改了名字叫黄定慧了,为什么取了个尼姑的名字?”黄马上反正击道:“你胆敢取笑我,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说,你为什么拿我做模特儿?人家都说《蚀》三部曲中的几个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 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以一个令人瞩目的大美女形象出现,周旋于旧上海的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演绎了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传奇。[1]黄慕兰 - 人物经历
1907年,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字淑仪)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12岁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周南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北伐前夕,黄慕兰逃婚后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19岁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有魄力,在武汉三镇很出名。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追求。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据说茅盾写《蚀》也借鉴过她的故事。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国共分裂之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 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日久生情,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陈毅曾写有悼念其牺牲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1931年1月,党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委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2] 黄慕兰 - 智救关向应
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闸北他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
幸好关向应被捕时,当时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正在汉口,对之并不知晓。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都逐个指认了出来,当时在狱中的恽代英就是被他指认出来而牺牲的。
营救迫在眉睫,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找到黄慕兰,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黄慕兰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师、她的密友陈志皋提出,要求会会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这个陈其寿可不简单,他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当见到黄淑仪后,陈其寿对她很有好感,主动提出要收她为“过房女儿”,并要她担任自己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
随着交往的加深,黄淑仪取得了陈其寿的信任,于是陈志皋便向父亲提出了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了进去,现关在龙华监狱,是否能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很爽快地答应帮忙。
数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到陈家吃饭,同时将黄淑仪也叫了来。就在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在介绍黄淑仪的身份时,称她为自己的“过房女儿”。典狱长将放人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
但此后,关向应却迟迟未能被放出。这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发的叛变。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招出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虽说有惊无险,但周恩来担心夜长梦多,再次要黄淑仪加紧办理。黄淑仪只好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委婉地催促此事。
听说自己干女儿的事迟迟拖着未办,陈其寿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来质问,典狱长说是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非常了解此人爱好,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于是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营救成功后,欣喜不已的黄淑仪和陈志皋一道,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后任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120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等职。
1931年,黄慕兰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解放前夕,她还在上海组建过渡性统战组织“牛尾聚餐会”,这个组织曾争取与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反正,可惜没有成功。
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建国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里弄居民工作,当她因党籍问题去找当年暗恋自己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求助时,却被他一顿奚落。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出狱后又多次上诉,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0年,在老战友邓颖超的帮助下,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她著有《黄慕兰自传》,记述了党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黄慕兰 - 密报向忠发叛变
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黄定慧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与热恋之中的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进行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 黄慕兰 - 感情生活
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她的第一次婚姻,由父亲包办配给了她父亲朋友的儿子,这个人又吃又喝又赌又嫖,她很痛苦,结婚一年不到就逃出来了。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的共产党员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黄淑仪与宛希俨于1927年“三八妇女节”登报结婚。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象宋庆龄、柳亚子全部到场,那年19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国共分裂后,她就开始转为地下,去了江西南昌当交通员。不久,生了个儿子,儿子生出来刚三天,黄慕兰还在医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击了,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暴动时牺牲,她把儿子送到男家,前往上海。 1928年底,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周恩来、康生、陈赓、潘汉年、李强的领导下工作。黄慕兰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很快便产生革命情谊,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结婚。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牺牲。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 《黄慕兰自传》记载:1930年6月的一个下午,她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曹谈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说此人是湖北人,60岁左右,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9个指头,是悬赏10万元才抓到的。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闯进了她的脑海里:这个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这个人要是叛变就不得了! 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黄慕兰 - 建国后的生活
黄定慧老人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黄陈二人均未获工作安排,黄曾去找当年的同事——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却被他一顿奚落。其实饶乃是由爱生恨,现在当然要看黄的笑话。当时为打破经济封锁,决定派一批人去国外搞贸易,陈积极要求前往,实则他与初恋情人已在外同居,至此恰好可以一走了之。黄无可奈何,只好希望陈继续为党做贡献。陈表示国内一切由黄处理,并决不离婚。陈此去再也没有回来,给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 黄此后结束了通易公司,参加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居委会工作和救济总会的工作。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63年,宣判她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同年被和宛希俨的长子接出监狱。黄的老同事吴德峰、阿英支持她上诉,期间陈从海外托人带信要黄去香港,黄未去。67年,黄再次被押入秦城,75年释放,黄表示要继续上诉,一直没有结果,连在地下工作时指导过她的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无能为力,不能过问。直到1980年,得蒙邓颖超召见,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黄慕兰 - 评价
黄慕兰虽然出身名门小姐,但是没有丝毫豪门小姐的娇弱,而是一个有主见、敢作为、大胆泼辣的奇女子,特别是在中央特科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成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是在感情问题上能够服从大局,为了工作需要,放弃自己真爱的男人,而与陈志皋结婚,这种牺牲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才皆可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黄慕兰做到了,她奇就奇在这里。中共特科元勋陈赓大将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周恩来称黄慕兰为“我党百科全书”
福州节日民俗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古称履端、元旦,今谓春节,福州人叫“做年”,是一年中最隆重、假期最长的民间节日。黎明时分,各家敞开大门,焚香鸣炮,喜迎新年。这个节俗传统禁忌甚多,说第一句话,做第一件事,都讲究好彩头,以冀一年之平安。新年伊始,逢人第一句都要说“恭喜”、“发财”、“平安”等吉利话,对方也报以相应的好话。当日不扫地、不打水、不挑担、不劈柴、不洗衣、不洗澡、不理发、不说不吉利的话。全家起床后,便穿新衣服,或穿质地最好的衣着。早餐,有的吃太平面(线面、鸡肉、鸭蛋),以祝太平、长寿;有的吃年糕(红糖粿),以祝年年高升;有的老人吃素,祈求合家子孙一年平安。初一,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以压岁钱或糖果、桔子。
初一不出远门,初二、初三人们可以访亲拜友,互贺新年。正如清人吴继筠在《福州岁时竹枝词》中说的:“族新衣服趋人前,礼数谦谦喜连连;路上相逢共作揖,发财恭喜贺新年。”这便是古时福州新正的景观。有出嫁女儿的人家,要办春酒,邀女儿、女婿及外孙回娘家饮宴团聚。水上船家(民)的妇女,头戴红花,蓝衫青裤,布底青鞋,结伴登岸,挨家串门,用福州话唱诗贺年:“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企(站立之意)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粿过门前。”这叫“讨诗”,又是贺年词,贺年讨以示吉祥。春节期间,福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欢声笑语,到处呈现一派节日气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领导在节前或节日期间,持礼物到军烈属、离退休干部及老劳模等府第拜年。各有关部门组织春节游园、各界联欢会、文艺晚会等活动。那些有迷信色彩的旧俗逐渐消失。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居家都安装电话,一般亲戚好友用电话互拜新年,减少节日交通拥挤。
初四清晨,家家户户,焚香“接神”,迎接灶君回銮视事。各行各业开假,放鞭炮,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机关开始上班。九十年代后,作习时间进行调整,现在是初八上班。一些服务行业,则春节仍在营业。
元 宵 节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亦谓上元佳节。福州元宵花灯,始于汉代,至宋代被列为京都灯节的上品。《武林旧事》记述入京的福州灯采“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澈心目。”福州的桔灯、菜头灯、莲花灯等,形态别致,色泽鲜艳,独具福州乡土生活气息,引人注目。
据王应山《闽大记》载:福州“沿门悬灯,通宵游赏,谓之灯市。”这一习俗,也始自宋代。其时家家户户,张灯悬门,十里灯街,红光辉映。州县官吏,每逢元宵,倡导大闹花灯,“官民同乐”。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刘瑾当福州太守,为了观赏花灯,下令挨家挨户捐灯十盏。郎官巷诗人陈烈,愤然在鼓楼挂上一盏诗灯:“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从此,官府不再强令百姓捐灯。历代灯会时间也有变化:唐宋多为正月十四至十八日;元代朝廷不提倡大规模灯会;明代为十三至二十二日;清代为十三至十七日。民国后则无定规。
福州元宵不仅灯市辉煌,还有摆设鳌山,供人玩赏的。“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此诗描绘昔日闽都灯市和鳌山的盛景。元宵城门开禁,鳌山向外,郊外人家入城观赏,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从春节至元宵前夕,福州民间有送灯习俗。对出嫁之女,娘家例必送灯,“灯”与“丁”谐音,取添丁之意。第一年送“观音送子”灯,第二年如未生育,则送“天赐麟儿”灯、“孩子坐盆”灯,第三、四年如再未生养,便送“桔”灯,寓为“焦急”之意。生育后可送“状元骑马”灯、“天赐麒麟”灯等,直送到外甥16周岁为止。民间有首童谣:“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反映了外婆爱外孙的社会风尚。杨庆琛榕城之夕《竹枝词》云:“天赐麟儿绘彩缯,新娘房子霞光增,宵深欲把金钗卸,又报娘家来送灯。”此诗描绘当时送灯的盛况。
元宵闹花灯自初七开始,昔日福州南后街与南台台江汛专售纸制各种花灯。挑的有八角灯、球灯、西瓜灯;扛的有关刀灯、龙抢珠灯,后来还有飞机灯、战舰灯等;地上走的有猴骑绵羊灯、牧童骑牛灯、状元骑马灯;堂上挂的有宫灯、走马灯等。当时有首诗云:“华灯成市将元夕,色色精工费剪裁,几种寄供新岁玩,清光四壁照衔杯。”描出了福州灯市的盛况。
元宵之夜,有的乡镇街道游灯上街时,结合迎神赛会。迎神队伍中,多随有舞龙灯、高跷、舞狮、地下坪、陆地行舟等民间文艺活动。有的居家百姓见迎神过境,便举灯放炮,祈求合家平安。如今,送灯的习俗仍在一些老年人中流行。
拗九节
正月廿九日,是福州特有的民间传统节日。“拗〔ōu〕九节”又称“后九节”、“孝顺节”。这天清早,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红糖,再加上花生、红枣、荸荠、芝麻、桂圆等原料,煮成甜粥,称为“拗九粥”,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已出嫁的女儿,也必定要送一碗“拗九粥”,有的还要加上太平面、蛋、猪蹄等,送回娘家,孝敬父母。此外,凡是岁数逢九的人,如九岁、十九岁、二十九岁……(称“明九”),或是九的倍数,如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称“暗九”),也要像过生日一样,吃一碗“太平面”,以求平安、健康。
“拗九节”来源于“目连救母”的传说。据传,古时候有一个叫目连的人,其母生前悍恶,死后被关在阴间牢房里,他探监时,经常送食物给母亲吃,但均被看守的狱卒给吃掉了。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用荸荠、花生、红枣、桂圆、红糖等原料与糯米混合,煮成甜粥,盛上碗后,再洒一把黑芝麻送去给母亲,看守狱卒见这稀饭黑乎乎的,问道:“这是什么?”目连随口答道:“这是拗垢粥。”(福州话“九”与“垢”谐音)看守信以为真,认为这粥很脏,不敢吃。因此,“拗九粥”才得以送到目连母亲的手中。这天正好是正月廿九,目连的母亲这年也正好二十九岁,闽俗中,正月分“三九”,正月初九称为“上九”,十九称为“中九”,廿九称为“后九”,所以这粥便叫“后九粥”。以后以粥的颜色拗黑,叫“拗九粥”,以目连孝顺母亲,又叫“孝九粥”。不管是正月廿九,还是二十九岁,都是目连的母亲落难的日子,于是福州人逢九就犯忌,认为“九”是厄难的岁月,所以,凡逢“九”岁数的人要吃太平面,出嫁的女儿,也要给父母送“九”,以求父母平安、健康。
清明节
清明,是福州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每年春分过后15天,便是清明节。清明节日或前后,家家户户去郊外踏青,上山祭祖扫墓。扫墓又叫压纸,即为坟地锄草,在坟头压上钱纸,以示此墓有后人祭扫。如带供品亦极简单,光饼、豆腐、面点和菠菠粿,也叫清明粿,是福州特有的清明节供品,是用菠菠菜(生长于南方的一种野菜,可食,味甘,性凉,捣烂压成汁呈青绿色)压榨成汁,渗入米浆内揉成粿皮,以枣泥、豆沙、萝卜丝等为馅捏制而成的。清明节前后,福州饮食店均有制售。富豪之家多有自行制造,但他们不用手工造型,而用木制的印模,内刻有氏族堂号,印制出的菠菠粿格外美观,并作为馈赠礼品分给亲朋好友。
扫墓归来,要折一松枝或柳条,插在家门口,表明本户已为祖先祭墓了。
端午节
端午,福州俗称五日节、五月节。因节日的家宴在中午,故谓端午节。相传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
端午节从初一开始,家家大扫除,悬蒲插艾于门前,用以驱邪消毒。端午节吃粽子、荷包,饮雄黄酒,燃雄黄炮。孩子穿新衣、挂香袋、缚红肚兜,口鼻涂雄黄,据说能免生疮疹,驱逐蛇蝎。
用过节餐后,各家携小孩到福州西湖、南台万寿桥、闽江两岸观看龙舟竞渡。舟有的彩绘为鱼,有的彩绘为虾,都是水族标志。初一至初五均有划龙舟,惟初五午后开展竞赛,争夺锦标,观者如潮。
如今,端午节的优秀传统习俗仍然继承,如大扫除,开展夏季卫生运动。龙舟竞渡列入水上体育运动项目,每年都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福州龙舟还参加国际龙舟比赛,获得殊荣。
乞巧节
农月七月七夕,福州叫乞巧节,又称结缘节。七月七夕,是神话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间。
七夕,妇女以七字为巧的象征,向天上银河织女乞巧时,陈列瓜果七盘,茶杯七口,焚香七柱,备针七根,丝线七色,先向织女星行七拜大礼,然后盘膝而坐,借着朦胧月色,赛穿针、比引线,谁穿引得又快又多,谁就得巧最多。宋梁克家《三山志》载:“彩楼乞巧知多少?直至更阑漏欲终。”这种习俗多是官府、富豪之家的小姐为之。民间则搞分豆结缘活动。家家户户煮蚕豆互相馈赠,啃豆谈天,消除前愆,促使家人和顺、亲友情深、邻里和睦。孩童学着分豆结缘,交指和好,童趣盎然。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做半段。中元节,整个七月每一天均可活动。传说,目连为减轻其母罪孽,于是日邀十方僧众做盂兰会,以普渡超生其母。
中元节日,家家举行家祭活动。除一般供品外,还须焚烧纸衣,供给祖先鬼魂在阴间享用。
中元节正值农村早稻收割后不久,人们利用农闲时间祭田地、庆丰收。因此,福州郊县仍然保留着“七月半”做“半段”的习俗(意谓一年已过半段),但在时间上各村不一,往往是这村做完那村做,各村轮流着进行。做“半段”时,家家都要宴请许多亲朋好友。有的村庄邀请剧团演戏或讲评话、伬唱等活动,以示丰收喜悦。
中秋节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俗称团圆节。
中秋节吃月饼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准民间使用铁制的刀具,规定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统治者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高邮张士诚暗中串联,在月饼里夹一起义的小字条,到中秋之夜,家家掰开月饼,看见传单,纷纷夺取菜刀,举行反抗元朝统治者的起义。从此,人们每到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以纪念这一人民群众的斗争节日。
中秋节俗,福州人家备供品,烧纸衣,以祭祖先。夜设家宴,举家欢聚,饮酒赏月。这个节日,民间还有尊老爱幼的习俗,晚辈馈赠大月饼(即礼饼)给长辈,长辈则馈赠小月饼给晚辈,在节日内互表良好祝愿。中秋节俗,按《福建通志•风俗》志记载,闽都各地略有不同。福州城内“中秋士女登乌石山进香,夜燃神光塔灯,是夜妇女连臂出游,谓‘走百病’”;永泰县“中秋望月,绅士祝魁星”;闽清县“中秋造月饼,设酒赏月,食栗与芋,童子备粿,用瓦片砌塔相拜祝”;《长乐县志》述“中秋从略,各家不过具饮而已。”
中秋“摆塔”,是节日的一大乐趣。农家儿拾瓦片,砌瓦塔,至夜以柴点燃,火光四照,盘诗赏月,互相娱乐。城内人们购泥塑或陶瓷的人物形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人物,并有烛台、花瓶、香炉等陈列展出,供人观赏。富贵人家有的在厅堂搭架“摆塔”,少则三层桌,多则十层桌,最高层摆以泥塔或铁塔,低层陈列一双秧盆,青葱吐绿,以示丰收。中间各层则排列历代名人和戏曲人物,整个庭院灯烛辉煌,增添佳节气氛。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因九为阳数,日月并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来源于后汉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据《三山志》载:福州九仙山(于山),是汉闽越王无诸重九登高的地方,无诸与汉高祖刘邦是同时代的人,比桓景早200年。《八闽通志》载:“重阳,郡人率以是日登高,饮菊酒以延年,插茱萸以避邪。”(茱萸为中药,味苦、性温,有散寒、温中、止痛和祛恶等药效。)据说,闽越王当年盛菊花酒的大石樽,清嘉庆年间还在于山,后来不见了,但仍有“九日台”遗迹可寻。福州的九月九,除了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等,还有放纸鹞(〔tsai ieu〕风筝)的习俗。据说,放纸鹞也来自桓景与费长房的故事。一次,桓景求费长房取除邪去瘟的药,走迷山路,后经鸽子引导,才找到费。后人为纪念此事,将纸糊的鸽子带到山上放飞,流传久了,就有了放纸鹞的习俗。
旧时,福州登高、放纸鹞的地点主要在于山、乌山、大庙山等。那时,大庙山有一块登高石,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称“天星落地”。九月九时,大人带小孩到大庙山,在登高石山上一登,便会长高,因此,吸引了福州四城门的人都往这里跑,每逢重阳节,通往大庙山的两条石阶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九月九登高,“高”和“糕”是谐音,因此,节日期间,福州还有一种特制的糕点,称“九重粿”,即粿有九层,中间夹七层糖色,寓意节节高和登高消灾之意。
每逢佳节倍思亲。福州的重阳节,还有扫祭祖坟的活动,这与清明的祭坟,合称春秋二祭。现在福州的郊区或郊县,仍保留九月九扫墓的习俗。
重阳节发展到今天,人们又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把登高与全民健身运动结合起来,把祭扫祖坟与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结合起来,有的还把它与海外侨胞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全国人大还通过了以每年重阳节为老年节的决定。节日期间,各单位、团体还举行各种形式的登山、健身等体育活动
冬至
冬至,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旧时,人家在此节日前夜,老小聚在厅堂,围坐案桌搓米时。用糯米磨浆压至半干搓成丸子,入锅煮熟,捞起粘上糖豆粉便是“”。案桌上放置红桔数粒,红箸一束,纸花一对,泥塑男女孩童(童儿牳)合,瓶插红色菊花。搓时焚香点烛,小孩用福州方言唱童谣:“搓矢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讨依嫂,依弟单身哥。依嫂带身喜(怀孕),爹妈齐欢喜。孩儿段(掉)落脚桶下,依哥马上做郎罢(爸)。”冬至搓时含有祈求添丁增福之意。当晚搓的待翌晨冬至正日当早餐。
祭灶
祭灶,农历十二月廿四日。按福州习俗,阴历十二月廿三日为官家祭荤灶之日,廿四日是普通民家祭素灶之日,而水上居民(民)则于廿五日祭灶。
祭灶,原是古代夏日祭火的一种仪式。火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是值得大大纪念的。但后世把祭灶变成“灶神”崇拜,说灶神是可以“上天祈福、落地佑民”的“司命之神”。这个衍变过程,大约始于汉代。据《后汉书•阴丑传》载,有一个叫阴子兴的孝子,腊日(十二月廿三)早饮,见到灶神出现,连忙拜求,并宰了家中的黄羊祭祀,“自是以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祭灶,而荐黄羊焉。”这个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说越神,说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驻户大使”。一年一度,在农历十二月廿四日,灶神上天向玉帝报告户主善恶情况,上天的日子为十天,到第二年正月初四下凡。在灶神动身之前,家家户户都要为其饯行。祭荤灶的以鸡、鸭、鱼、肉、灶糖、灶饼、美酒等供之;祭素灶除灶糖灶饼外,还有甘蔗、荸荠、红枣、花生、金针、木耳等。在祭供时,孩童们便唱着童谣:“祭灶祭糊涂(讽刺灶神糊涂官),灶前一只铜香炉,元宝是侬褙,金裤是侬糊,灶君上天讲好话,灶妈落地保佑侬,保佑侬爹有钱赚,保佑侬妈有钱长,保佑侬哥讨兄嫂,保佑侬读书变聪明。”祭供将毕,将旧的灶神图撕下火化,贴上新的灶神图,以示送旧迎新。在祭灶节前,外公外婆要给男女外孙送灶糖灶饼,有几个男女外孙,就得送几包,每包还要附送一张“花面壳”(假面具)有唐僧、沙和尚、孙悟空、猪八戒等,孩子们有吃有玩好不热闹。
现在,一些人家仍有祭灶的旧俗。灶糖灶饼更名为年糖年饼,成了福州春节市场年货之一。
除夕
相传,“年”是一个恶魔,每年除夕,就出来捉弄人。故在除夕之时,家家户户贴新符(春联)、放鞭炮以驱“年”。福州还仿效旧时郑唐烧火炮驱“年”除灾的节俗。
进入十二月,人们便忙于酿酒、备年货。十五日后,开始打扫屋宇房舍,谓之扫堂、筅堂。外出的亲人纷纷返回,同家人团聚。廿五日后开始蒸年糕,备鸡、鸭、鱼、肉、酒等,祭祀祖先、天地神,谓之分年。女婿向岳父母送年礼,谓之送年。除夕之夜,红烛高烧,合家欢乐,共饮晚宴,谓之做岁。是夜再拂扫厅堂,放鞭炮,煮隔年饭。隔年饭用木制蒸饭甑装盛,周围插朱红筷子十双,贴红纸,扎红绳,并撒上“五子”(红枣、花生、瓜子、桂圆子、栗子),摆在厅堂案桌上。家中主要门户、窗帘、箱笼家具、贵重器皿物件压上“金银纸箔”,意味着这家金银财宝多到从门缝里溢出,象征着明年发大财。
大年三十长辈还有给小孩发“压岁钱”的习俗,从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拜年。歌谣“拜年拜年,没桔也要钱。”一个春节下来收益还不少呢!
旧时,三十盲晡(三十晚上)是债主讨债、债户躲债最紧张的日子。旧时欠债不能过年,就是不能过三十晚上。家住城外的债户跑到后洲尚书庙,家住城内的则跑到城隍庙看戏躲债。50年代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逼债之事早已消声匿迹。现在年货供应,花色品种,应有尽有。机关、工厂、商店张灯结彩,街道两旁,彩灯万朵,火树银花,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生活习俗
服 饰
衣 服
从清朝至民国年间,福州男性穿着多为长袍、长衫。长袍上自肩部、下至足跗。开襟于右,前幅与后幅缀以纽扣。前内有小幅布,中缝一小袋,叫暗袋,可藏少量物品。作为外衣的长衫,是中老年男性的便服,常换常洗,多以棉布制作。其色常见的有蓝、灰和月白。有身份的人夏天多穿麻织或绸织的长衫。短衫则指女性的外衣,套在袄的上面的称为袄轮。长衫以朴素大方为上,短衫则以新颖绚丽为佳。
马褂,是男性的短外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有领,对襟齐腰,缀以纽扣5粒。马褂不用布料而多以团花青缀制面。后来在左襟侧处缝一小袋,以藏挂表,叫做表袋。另一种可代马褂的“甲仔”,又叫背褡、背心。它是无袖的短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故有马甲之称。抗日战争以后,穿长袍、长衫的日渐减少,长衫马褂的更少。孙中山创造的中山衣则取而代之,并广泛流行。
中年以上的官宦豪绅,寒冬出门穿长袍之外,还披一外衣,其长自肩及膝后,无领,无袖,以带系之于颈,此即“披风”,亦叫“斗篷”。清代至民国,城乡劳动者不论男女多穿对襟及膝的短衫、短袄。衫则单衣,袄则是两重以上缝制的,有夹袄、棉袄、皮袄,按时令而更换。男袄所用的料子多为棉织品,女袄则多用丝织品。旧时妇女的礼服是袄与裙,合称裙袄。女子结婚时,要穿大红色的蟒裙蟒袄,嫁妆中要办一套内衣,叫做紧身袄裤。过去妇女,以青裙为便服,红裙为礼服,白裙为丧服。逢年过节,或家中有喜庆,或参加亲友的宴会,都要穿红裙,年老依然。丈夫死后,终身就不再穿红裙,再醮的妇女,也不得穿红裙。孀妇要到儿女长大自立以后,可穿绿色或浅绿色的绣花裙。一般的裙,长可及胫,多以丝织品制成,或刺绣彩色的图案。以折迭多者为尚,即所谓百褶裙。农村妇女,在田野劳动时,都穿着红布裙,以示有福。民国以后,穿裙者渐少。但男女从事劳作时,则以布作巾,围在襟前,以防污衣裤,叫做围身裙。清代,中上层妇女盛行穿旗袍,身着上下连属的衣服,形如长袍。至民国时,旗袍款式时有改变,有高领的,有矮领的,有硬领的;长有曳于地的,有至于胫的,有短仅过膝的,甚至有不及膝的;有长袖的,半袖的,有无袖如背心的。50~70年代,旗袍几乎绝迹。80年代后又流行起来,其式样趋于洋化。
男女的下衣谓裤。有长裤、短裤、外裤、内裤。旧式的裤,都没有袋子。上端统称裤,也叫裤头,多用高约半尺左右的白布缝接裤。着裤时另用一条带子把裤头绑在腰部,叫裤头带。脚管,无前后幅之分,左右亦可通用。裤裙俗叫裤斗,一般是合缝的,两裤管联成一体,叫密斗仔。
民国中期,公务员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盛行穿中山衣与西装;中学男生穿黄色和黑色学生服,女生穿蓝衫青裙;青年农民时兴对襟便服,颜色以青、灰、白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公职人员中,男性盛行中山装,女性盛行列宁衣。冬天则穿列宁式短棉袄,颜色多是灰色或浅蓝色。1954年提倡学习苏联,讲究穿着,青年妇女穿花连衣裙(称“布拉吉”),农村中青年农民仍着对襟平装,出门做客或办事时方穿中山装;妇女则时兴用“一九蓝”、“洋花布”做的大襟短衣。
“文化大革命”期间,男女青年流行军装,中老年衣色仍以黑、灰、蓝为主,式样仍以中山装为多。
80年代后衣着变化较大,男女青年衣着讲究,款式新颖,质量也随着提高,服式无一定规范,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素、或艳,不一而足;裤管时窄、时宽、时长、时短,因人而异。青年女子四季服饰多彩多姿,时常变化,时穿长裙子,时穿短裙子,时穿超短裙、时穿健美裤。衣料从化纤类发展为呢、羽、皮、哔吱之类的高档制品。中老年男子从中山装转化到茄克衫与西装,衣料也逐渐趋向高档。
鞋 袜
民国前后男女老幼多穿鞋。男鞋黑色圆口或尖口,双鼻或无鼻,圆头低帮。夏季居家则多穿木屐拖鞋。女鞋多用红色布制,尖头翘鼻,鞋帮绣花,后跟加寸许厚,形似高跟。民国禁止缠足后,女鞋与男鞋相似,鞋面加横带纽。二、三十年代后,穿皮底布鞋、胶鞋、皮鞋的日渐增多,多数女性穿高跟皮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以胶底布鞋、军鞋和皮鞋为主。60年代随着塑料工业发展,各种塑料鞋、塑料拖鞋进入市场,夏秋季人们以穿塑料拖鞋为主,木屐渐次被淘汰。80年代,青年男女和干部、职工,大多穿用款式新颖、色调多种的皮鞋。
旧时男女皆穿布制的袜子,缠足妇女以苎纟齐织成宽五六厘米、长二米左右的裹脚布(俗称“脚带”)缠脚。四、五十年代后,针织袜、丝袜、尼龙袜取代布袜。
帽 子
近、现代流行于民间的帽子是小帽,又叫瓜皮帽、碗帽,系男性的便帽。以六辫合缝,环成圆形,有平顶、尖顶之别。帽的质料,春冬用缎,夏秋用纱,皆黑色。帽顶缀以丝辫成的结,如花果之蒂,圆而短。富人以珊瑚或玛瑙代结,有的在帽沿前面的正中缀以小方形的翠玉为饰,到抗日战争时期便已消逝。高帽,二、三十年代随着西装从国外传入。在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穿西装多戴高帽,有的穿长衫、长袍也戴高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盛行灰色军便帽。“文化大革命”中盛行戴黄色军便帽,有些女青年也戴此帽。80年代后,老人、小孩因御寒戴各式呢质、纱线或毛线编织的帽子,少数人旅游戴鸭舌帽。
首 饰
簪、钗、耳坠、戒指、手镯为旧时妇女的主要首饰。簪、钗、耳坠,富者为金质,一般为银质,贫者为铜质。戒指一般均为金质,手镯多为玉质,也有银质、铜质的。未婚女子首饰不多,一般仅耳坠、手镯。读书学生一般不戴首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农村某些地区外,一般不戴首饰。80年代后,女子开始戴戒指、项链和耳环等,款式无奇不有。
发 饰
清代,男留长辫,已婚女子挽髻,童养媳双侧梳“蚱蜢髻”。城乡妇女均流行戴花。据说戴花既可衬映容颜的娇美,又可体现“戴花益子”,为吉祥的象征。所戴的花,主要有鲜花、通草花两种。通草花以中药通草为主要原料制成,简称草花,通称象生花。所戴的花多插于发髻上,或夹在前额的缝间,或扎于后垂的发辫中。鲜花一年四季,凡常见的花卉,或取其色,或取其香,随时宜而选用。逢年过节或家有喜庆,要戴“红笑”(色彩绚丽)的花,不戴素淡的花。
福州茉莉花多,花季又长,香气浓郁,为妇女所喜爱。白玉兰花,也经常被采摘佩戴。有的花一般人禁忌不戴,如桃花、夹竹桃,虽美丽,但被视为轻薄妖冶,习俗相沿,从无人戴。妇女在孝服期间,不能戴鲜花。年轻的寡妇更为禁忌,但等儿女长成的,才可戴素淡的鲜花。清朝康熙间,福建按察使周亮工在《闽小记•闽女》中提及有关戴花的习俗。由此可见300年前福州妇女戴花的打扮,还保留着古朴的民风。
通草花,为福州手工艺美术品之一,是用通草和彩色的绸、绒和布等制成的不谢之花。中老年妇女在年节或喜庆要戴“四季花”或“孩儿长春花”。四季花是把不同季节的花合在一整体,取四季常春意;孩儿长春花是用纸制的全裸的男婴坐在花丛之上,意为儿孙满堂。福州郊区有些村庄的妇女,在发髻中间插着三把刀剑形的簪,称为三条簪或便簪。三条簪多用银制,或用白铜,每条重约七八钱至一两,山区僻壤贫妇则削草制成。簪的形状扁平如剑,上尖,剑身镂刻花纹。中一簪剑刃向上,旁两簪左右交叉,刃皆向外,插于发髻之间。未嫁女子两额之下留发下垂,叫为“披肩”;既嫁,则梳发髻,插三条簪。民国19年(1930年),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以三条簪为“蛮俗”,下令严禁,强制执行,遂不复存在。它是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福州农村妇女一种最奇特的头饰。
辛亥革命(1911年)后,梳髻的妇女少了,少女剪短发者增多,戴花的习俗也不行时了。男子开始剪辫子,有的短发,有的剃光头。留短发分头的多为对半开,也有四六、三七开,一般左少右多。“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妇女也开始剪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男子大多留分头,女子多梳齐肩双辫。“文化大革命”中,中青年男子时兴留短发平头,女子则时兴梳一条羊角小辫。80年代以后,妇女基本上都留长发,中青年妇女多烫发。以后青年女子逐渐时兴马尾巴式束发,或披脑后,或歪左右。少数青年男子也有留齐肩发和小胡子的。
江旗袍为了保证工艺,
他们的旗袍都是在上海加工,
不知道福州江旗袍的地址。
旗袍是早期满族的服饰。后来,在20世纪的民国时期,妇女思想得到了解放。男人和女人都穿旗袍。于是,现代旗袍的原始风格应运而生。旗袍是中国乃至世界女性的传统服饰。它被誉为中国国粹和民族妇女服饰。可以看出今天有多高。在许多重要的场合,旗袍被用作衣服。
“旗袍是中国妇女的传统服饰,被誉为中国的国粹和妇女的民族服饰。旗袍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西方美学和西方剪裁的时尚。中国时尚以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为基础,将时尚与中国元素相结合,旗袍作为中国时尚的代表,最能衬托出中国女性的身材和气质。
古典旗袍大多采用直线,宽松的身体和分裂的侧面。现代旗袍已进入立体造型时代,服装片上出现飞镖。中国旗袍的领型有十字领、长领、直领、潘领、圆领、直领等。旗袍的领型包括元宝领、圆领、方领、低领、奉贤领等,还有水滴领、V形领、偶领等样式。
旗袍的裙子有宽摆、直摆、字摆、连衣裙摆、鱼尾摆、短前长后摆、曲折摆。腰身比较合适,搭配西式袖子和旗袍的长度。袖长大大缩短,腰围更合适。旗袍袖型的主要款式有宽袖型、窄袖型、长袖型、胸围腰围和连衣裙的尺码比例都比较接近。袖口领口处有很多卷饰,所以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恶搞了《战鸽总动员》、《阿甘正传》、《头文字D》、《疯狂的石头》、《寻枪》、《无间道》、《功夫》、《十面埋伏》、《断臂山》、《花样年华》、《如果·爱》、《黑客帝国》、《碟中谍3》、《午夜凶铃》、《阿飞正传》、《如果·爱》、《无极》等20多部电影,还有“黄健翔世界杯怒吼事件”,刘伟强影片《雏菊》也被恶搞成了《雏牡丹》
影片一开始就类似卡通片《战鸽总动员》,一只鸽子在特写镜头里潇洒地边唱边飞,然后被弹弓啪地打下来,一片标本式的《阿甘正传》式的羽毛开始悠悠飘荡……羽毛飘到地面时带出街景,曾志伟窜改了《阿甘正传》那段经典独白:“你老妈Always同我港(讲),人生好比一盘烤乳鸽,家养的永远没有野生的香。”镜头给到他脚下,正是一堆被打下来的鸽子。
至于《雏菊》里的广场枪战、《如果·爱》的歌舞场面、《无极》里的风骚满神、《花样年华》里的老巷子和旗袍少妇、《午夜凶铃》里的贞子现身……一个都不少,甚至连黄健翔也被恶搞了一把:曾志伟扮演的业主在拳击台上被黄渤扮演的不良销售商频频击倒,一个亢奋的声音解说道:“他继承了房产奸商的优良传统,这一刻开发商、销售商、收了红包合伙坑人的经济学家和媒体记者灵魂附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一个人!”
大电影 Da Dian Ying Zhi Shu Bai Yi (2006) 幕后/花絮
幕后制作:阿甘恶搞经典电影
据导演阿甘介绍,《大电影之数百亿》是一个由购房陷阱引发的幽默故事。曾志伟扮演一个倒霉的炒房者,总是希望靠炒房大发特发,在炒房路上也是屡败屡战,不过每败一次都让他更加狼狈。姚晨扮演一个整天做“富婆”梦的女人,但缺乏实际经验,总把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黄渤则扮演一个过气明星。三人都是可恨又可怜的小人物,却不失善良本性。阿甘说,影片中将有不少调侃经典电影的段落,像他自己喜欢的《无间道》、《花样年华》、《雏菊》、《黑客帝国》等都会在《大电影》里被“涮”一把。
《大电影》的情怀与雄心是要在年底一片滞重之作中轻松讨喜,“影片中有着丰富的讽刺性和幽默快乐的元素,强调的是在一个快乐的气氛中把一些不快乐的事情体现出来。它可以说是朴实的,也可以说是华丽的。大胆的想象空间,大胆的借用手法,许多之前同类电影不敢运用的拍摄手法,将被《大电影》运用得淋漓尽致。”
黄渤姚晨吐苦水
主演黄渤虽然其貌不扬,但凭借几可乱真的服装设计,黄渤这位“非帅哥”可是狠狠过了一把仿冒帅哥的瘾,比如《十面埋伏》中的一段竹林追杀,如果不看正面,他的造型完全就是一个玉树临风的“金城武”。对此黄渤可是很有自知之明:“咱们长得是没法像金城武了,只能从衣服和表演上靠近他了。”
另一段恶搞《雏菊》的片段,黄渤仿冒的是另一位韩国大帅哥郑宇成。别看他在广场上面对飞弹左躲右闪、怎么也死不了,实际拍摄时却远没那么潇洒。原来当时正值酷暑,地面晒得直发烫,摄制组找来的充当道具的鸽子纷纷“临阵逃脱”,后来剧组洒了一天的水,铺上苞谷才使得鸽子们回归。相比之下,黄渤还得穿着秋装演枪战玩帅,比鸽子敬业多了。
黄渤战完高温,轮到姚晨比拼低温。恶搞《黑客帝国》那场戏是9月份拍摄的,本来那天天气还不错,很适合拍戏,但制片却通知姚晨在短袖衫里用保鲜膜裹上身子。姚晨起初还想不明白,到现场才发现,当天拍摄的机位是用大炮把摄影机架在空中俯拍雨景中的“黑客”。“为了拍出黑客的酷样,那个水龙头开得比一般的雨量大得多,水一浇上来,眼睛都睁不开,气也顺不过来,好几次走位都走错了。”姚晨这才醒悟过来,保鲜膜原来是用来“防水保温”的,“我后来听说,人家好莱坞拍‘黑客’,那个下雨的效果都是电脑做出来的。真郁闷啊,我们这可是真浇出来的!”
花絮:·影片中打出了“向张艺谋致敬”字幕,导演阿甘否认此举是为恶搞,他称这个“致敬”真的是为了向张艺谋表示敬爱之情。
·编剧宁财神继《武林外传》后首度介入电影剧本,影片以幽默手段向30多部经典电影“致敬”,运用大胆的想象空间和借用手法,将《花样年华》《英雄》《十面埋伏》《无间道》等影片大肆恶搞。
·姚晨透露,片中有一场戏模仿了《花样年华》中张曼玉买馄饨的一幕,男演员的瞬间表情特别像梁朝伟,以至于两人对戏时姚晨吓了一跳,“我们在服装、灯光、美工等方面都模仿了原作,但情节非常恶搞”。
·影片开机前,男主角一直没有定。导演阿甘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看到了《疯狂的石头》,“黄渤出来的第一个镜头,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出了电影院后,阿甘立刻联系到“石头”片方,当晚见到黄渤,当晚就签下了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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