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车旗袍(乘龙房车内饰)

qipaousa7个月前Untitl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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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高考,家长干过哪些「丧心病狂」的事?

为了高考,许多家长都做出了很多“丧心病狂的事”,我是高中老师,我以我身边的例子进行说明。

一、为了孩子他拾起了已丢掉二十年的课本。他是一个公务员,女儿数学成绩差,他心急如焚,他先后将女儿送过好几个辅导班,但都收效甚微。无奈他自己拾起了丢掉近二十年的高中课本,为女儿辅导。我是在他来学校来问题时才知道的,在和他的交谈中我才知道虽然他上学时数学功底还不错,但已放下近二十年了,有些知识已经遗忘,加之现在教材变化太快,有些知识他还是搞不明白,只能到学校来请教老师。在问他累不累时,他说他这样做一是想为女儿树榜样;二是为了女儿有个好的前途。我瞬间对这位伟大的父亲充满了敬意。

二、为了高考她隐瞒了丈夫的死讯。

张明是我班里一位学习优秀但性格内向的孩子,高考前夕他的妈妈突然给我说:让他儿子高考前别回家了,安心在学校备考。我感到十分奇怪,再三追问下她才流着泪说孩子的爸爸在打工时从架上摔下来死了,为了孩子高考不受影响,她一直未敢告诉孩子。我也曾听说过为高考夫妻隐瞒离婚的,家人死亡的,但没想到这事竟然发生在了我的身边。

三、为了高考他举债买下了学区房。

李师傅是个工人,孩子原来在厂里上初中,但厂里的高中质量差,市里有一私立高中,高考质量好,他想让儿子去上,但儿子分数不够,最后校长放出话:如果能买一套学区房的话可以给一个名额。学区房也是学校的产业,价格很贵,但为了孩子他不惜贷款买下了这套房。

四、为了孩子她不惜丢掉了尊严。

她的儿子上高三了,可是前几天却因琐事打了另一同学并和班主任吵嘴,按年级组规定让孩子回家反省两周,但由于临近高考家长求爷爷告奶奶不愿回去,最后年级组让她来陪读两周。为了孩子她顾不上羞耻,放下工作,每天和孩子一起上课,一起放学,坐同一张桌,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但为了孩子她只能默默的忍受着这一切。

总之,为了高考不仅孩子在拼,家长也在拼,希望孩子能明白家长的良苦用心。

孩子高考,做父母的有多紧张?

每年高考季,经常看到一些人在报道中会提到这事关系到成千上百万个家庭的重大事件。这真的一点不夸张,因为在高考的时候,不仅孩子会紧张,父母也会非常的紧张。

我一个办公室的姐姐的孩子,今年就在参加高考,我是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她的紧张。知道这个姐姐平时在工作中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而且他在处理事情上也是雷厉风行的,但是在这个月开始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心不在焉,因为他的儿子就要参加高考了。而他的儿子并不是那种学习成绩特别不好的孩子,反而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他是上的清北班。就是在我们这个市里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班了,即便是学霸的妈妈也会紧张,更不要说那些学习成绩在中等的父母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人之常情,所以在高考的时候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考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

在高考的前一天,孩子们是要去看他们的考场的,而我的这个姐姐,他们孩子的班级群里面晒出了家长们穿着旗袍的样子。是的,这只是为了讨一个旗开得胜的好彩头,而且家长们已经在高考的前一天就已经为这件事情预热了。他们甚至还找了礼仪培训的老师去指导。其实孩子在里面考试的时候,家长是不能给她任何的帮助的,但是他们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给孩子助威。不是谁的家长都有时间全程陪同孩子们考试的,但是即便那些没有陪伴孩子考试的家长,他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的。经常看到一些在高考点外面采访的记者,采访了家长的时候,有的家长说话有一点语无伦次,他平时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因为太紧张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而今年我们看到了把房车直接开到考场外的父母,看到了做了一顿饭,骑了一个小时的车去给孩子送饭的父母。他们无不用自己的行动来表现出对孩子考试的支持,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动,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非常紧张的。以前我妈妈的朋友一位阿姨,她儿子在参加高考的时候,他是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很害怕孩子什么东西带掉了,又害怕他题不会做之类的。而他们的紧张,又不想让孩子看出来,所以他们会尽力的压抑自己紧张的情绪,这样就相当于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掏空,所以在很多孩子高考完之后,家长反而病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或许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藏在石库门里的故事(之二)

/文林

 “怨女”张梅

张梅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叫李浪,有些弱智,初中还没上完就呆在家里了。李浪虽不可能有什么出息,但却过着衣食不愁的生活。对此张梅是这样给人说的:“他呀,阿拉也不图要个什么发展,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行了。反正上一辈留下的那些家业够他吃几辈子了。”

张梅说的上一辈留下的那些家业,是指坐落在黄陂路的两套石库门楼房和位于襄阳路上的三家店面。张梅是在十年前嫁到李家的,那时的张梅在南京西路的一家表行当营业员,她的叔叔张荣升在瘸子李父亲开的药店分店里当经理。张梅嫁给瘸子李纯属包办,那个夏天,瘸子李的父亲在药店偶然见到来找叔叔的张梅,便认定了她就是瘸子李未来的媳妇。那天临下班的时候,瘸子李的父亲把张荣升喊到了办公室,他说他想给儿子找个媳妇,问张荣升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张荣升问有没有什么要求?瘸子李的父亲说,只要顾家就行。于是,张荣升便说到了自己的侄女张梅。他说张梅是他哥哥的独女子,为人谨慎并懂得规矩,最要紧的是她有操持家务的能力。瘸子李的父亲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着头。张梅嫁给瘸子李这件事情,在那个炎热的下午就这样被两个老头确定了下来。

张荣升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将老板的意思告诉给自己的兄长张荣贵的。张梅家住的地方“闹中取静,简直不像上海,一条石子铺的小巷,走过去,一带石库门房子,巷底却有一扇木栅门,门内很大的一个天井,天井里正有人在那里刷马桶,沙啦沙啦刷着。就在那阴沟旁边,却高高下下放着几盆花,也有夹竹桃,也有常青的盆栽。”(张爱玲《半生缘》)。张荣升说张梅要是嫁给瘸子李,就是上海的第N批富婆了,家里人也可以跟着过上好日子。已经退休的张荣贵夫妇瞪着疲惫的眼睛看着张荣升,一时间竟不知作何是好。那时,张荣升又转过话题对张梅说,衡量一个男人,外表并不是第一位,最要紧的是他有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让家里人过好日子。

对于嫁给瘸子李做老婆这件事,张梅一开始并不乐意。那天晚上她躺在弄堂口的马架椅子上想着晚饭时叔叔说的那些话就觉得恶心。张梅虽然高中没有毕业就去上班了,但心里并不是没有想法。她曾不止一次地对父亲张荣贵说,她想辞了这份顶替父亲的工作,去做服装生意。每逢张荣贵听到这些,就会垮下脸拍着桌子教训张梅,让她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地在她老爸呆过的岗位上继续地呆下去。张梅望着弄堂上方那一条窄窄的天空,就仿佛是生活在一道深渊里。后来张荣贵把她叫进屋子很严肃地对她说,嫁给瘸子李是人生的一次机遇,决不能放过。以她张梅现在的能耐,就是再干上一辈子也不可能富得起来。张梅的母亲也在一旁说,世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腿有毛病不算什么大事,只要脑子没毛病就可以了。那一夜,张梅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她时而想着越来越老的父母和贫寒的家庭,时而又想到一只丑陋的瘸腿。她的心像钟摆一样地左右不定,直到天色转亮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这天上午张荣升又来了,他在弄堂口喊住正准备去上中班的张梅,问她昨晚想得如何?张梅盯着脚下的水泥地很茫然地摇了摇头。于是张荣升又苦口婆心地说了一大堆,直说得张梅傻忽忽地看着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后来张荣升又和张梅的父母在屋子里合计了大半天,才摔着他的两只细长胳膊往大街上走去。

张梅和瘸子李的婚事在经过张荣升来回地跑了几趟后就定了下来。拿主意的事当然是瘸子李的父亲说了算,他将儿子娶媳妇的日子定在1996年的“国庆”节,地点是位于淮海中路茂名南路的锦江饭店,一时间两家人都忙碌了起来。李家的忙碌自不必说,除了要布置新房,拟定参加婚宴的嘉宾名单,还要筹划婚礼的各项事宜。但张梅家却忙得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是第一次嫁女儿,又因为是嫁给一户有钱的人家,张荣贵夫妇就显得特别的紧张,一方面怕丢面子,另一方面又怕搞得太铺张欠下许多的债务。所以在那段筹备婚礼的日子里,张荣贵两口子为了女儿嫁妆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张荣升的家里,向这位懂得台面规矩的老弟请教。对此,张荣升自然是一副得意的样子,他时常看着坐在自己对面虚心得有些卑微的兄嫂摆着谱说:“侬啊就是小气,太小气了!女儿嫁到李家还怕将来穷了自己?真是笑话,笑话!”。每逢此况,张荣贵夫妇就看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张荣升不做声。他们知道,女儿的一切只有靠眼前这位老弟多担待了。

婚礼是在“国庆”的前一天举行的。当张梅一大早在鞭炮声中被一群亲友簇拥着坐上一辆崭新的林肯牌房车时,她的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空。汽车从闸北越过苏州河,沿石门二路、石门一路、瑞金一路直抵淮海中路,然后右转弯经国泰上茂名南路到锦江饭店。张梅后来说,一路上她都象是在做梦,脑子里乱哄哄的,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

瘸子李坐在一部轮椅上,脸色有些苍白,簇新的米黄色西服领子像两片光滑的竹板,夹在本来就粗短的脖子两旁,更显得他身体的僵硬。婚礼是由专门请来的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主持的,整个气氛有点像是在搞一台晚会。张梅穿着一件大红滚金边的旗袍,皮鞋也是红的,由于紧张,一张脸也憋得通红。她是第二次见瘸子李,在这之前张荣升曾带她到李家与瘸子李见过一面。那天瘸子李坐在宽大的沙发上,他给张梅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坏,除了那条细而短的瘸腿,瘸子李戴着近视眼镜的样子看上去很斯文,张梅也就是在那次见过瘸子李后决定嫁给他的。那时,她还不知道瘸子李患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她在跟着张荣升走出李家时还自我安慰道:“不过就是走路有点问题嘛!”

张梅第一次看到瘸子李发疯已是结婚半年后的事了。那段时间小两口还算过得幸福,就连瘸子李的父亲都在私下说:“看来结婚才是最好的药,但愿那病不会再发了!”。可事情往往就是不如人意,越是想不发生的事情越是躲不掉。就在瘸子李的父亲发出感叹后的第二天早上,瘸子李又犯病了。据张梅后来给她的父母亲说,那天早上她端着一碗糖蛋刚迈进屋子,就看见瘸子李在疯狂地砸东西。他的一双眼睛红得如同发情的野猪,嘴里不停地嘀咕着,身子斜靠在衣柜上,不时用那只瘸腿踩踏那些被扔在地上的东西。张梅当时就吓昏了,手里的那碗糖蛋当啷一声落到地板上,眼前一黑便栽倒在了一旁。

那场闹剧过后,张梅就再也没有和瘸子李同过房了。所幸的是她的肚子也慢慢地凸了起来,这无疑让瘸子李的父亲感到欣慰。瘸子李的母亲于上一年的秋天死了,瘸子李是独子。瘸子李的父亲为了使张梅有个好的休息环境,还专门把瘸子李的饮食起居从楼上搬到了楼下。那些日子,不仅张梅享受到了过去张荣升所说的荣华富贵,就连张梅的家人也跟着沾了许多的光。张荣贵现在成了瘸子李父亲药店的总务,家里那套老房子也由李家出钱修缮一新,至于张荣升就更是受到了重用,瘸子李的父亲已将他升任为了副总经理,总管药店在上海市区内的十几家分店,一家人正可谓是春风得意。

孩子是在张梅和瘸子李结婚的第二年年底出生的,按照五行说,孩子命里缺水,故瘸子李的父亲给孙子取名“浪”,意思是不但有水,而且来势凶猛。李浪从小怕事,也不合群,对于爷爷地百般呵护仿佛不太适应,终日里只喜欢跟着张梅,像一个忠实的小跟班。瘸子李的父亲对此深感失望,他曾不无感慨地对张荣升说:“看来阿拉的这份事业,也就到此为止了!”

瘸子李的父亲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后一天晚上死的。那天是“千喜”之夜,李家在外滩的和平饭店预订了豪华家宴,张梅还专门把瘸子李从医院接回了家。那时瘸子李的发病周期已经越来越短了,根本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张梅在征得公公一家的同意后,将瘸子李送进了位于宛平南路的市精神卫生中心。瘸子李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的时候,家里只有张梅和瘸子李两个人。瘸子李望着突然倒在地上的老爸,不知所措地向正给自己端来糖蛋的张梅眨着眼睛。张梅再次将糖蛋掉到了地上,他顾不得答理瘸子李,一边大声叫着“快来人啦!”,一边向搁着电话机的地方跑去。

瘸子李的父亲死了,死在他操劳了一生的屋子里。他的遗体在殡仪馆火化的时候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不少供货商围着张梅,要求将货款付清后才准予火化。张荣贵历来老实,不善言谈,多亏有张荣升在一旁交涉,张梅才免去了许多的烦恼。但也因此助长了张荣升后来目空一切,想吞食李家财产的野心。

张梅和叔叔张荣升的关系彻底闹僵是在瘸子李的父亲去世半年之后。那时李家的一应大小事物都落到了张梅的肩上,她虽聪明,毕竟没有经历过商场上的世面,对于纷至沓来的问题既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又无解决处理的经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成了张荣升说了算。张梅后来给她父母说,那半年时间,张荣升利用代行总经理职权的方便,一边向张梅谎报李家欠有大笔供货款,一边将资金进行转移,直到张荣升劝张梅卖掉襄阳路的店面时,张梅才发现药店的账上已是空空如也了。

为了争得自家的权益,张梅和张荣升打了长达五年的官司。法院最后判决李家所有财产归瘸子李继承,张荣升不得以还货款为名将其做任何处理,并一次性赔偿因经营不当造成的李家药店经济亏损共计780万元。至此,原来属于李家的药店划归张荣升所有,瘸子李和张梅除获得780万元的赔偿外,还得到了包括襄阳路三家店面和黄陂路两套石库门房子在内的原李家所有房产。

新的生活开始了,张梅成了李家名副其实当家的主。她将瘸子李仍旧送回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安排父母住到黄陂路一套三层楼带天井花园的石库门房子,楼下出租给别人开咖啡馆,自己则和李浪留在愚园路涌泉坊的李家。涌泉坊在愚园路的395弄,这是一片出现于上个世纪初,结合了中国特点的西式建筑。房子一排排地连为一体,独门独户分为多家,每家一般三层,底楼有小花园,二楼和三楼各自分割,整体上有些类似现在的联排别墅。涌泉坊门口高高的骑楼也是当年所开风气之先河,据说上海后来的许多新式里弄都采取这种建造骑楼的大门式样,既显得气派又能节省空间。涌泉坊内房子的外观都是红色的,样式却不完全一样,细心的人不难看出有些地方是顺应了主人的想法修建的。比如那幢原属某烟草公司老总的私宅,房子的四面就有不同的外观,因此显得与众不同。

张梅从一大堆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感觉有些空荡荡的。她在那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常常带着李浪逛南京路和淮海路。由于李浪性格内向,无读书天分,已在两年前退学。对此张梅是这样说的:“他呀,侬也不图要个什么发展,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行了。反正上一辈留下的这些家业够他吃几辈子了。”

张梅把黄陂路上的另一套石库门房子租给了开酒吧的杭州人宋德禄,将襄阳路的三家店面租给了安徽人周军行。她查看着银行卡上每季度便上涨一次的租金数额,突然有了一种不实之感。是啊!转眼间张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少妇了,但成熟对她而言又有什么用呢?自打第一次瘸子李发病到现在,张梅就过着守寡一样的生活,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这个家,放到了争得各种权益的事情上。如今可谓该有的有了,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但惟独心却变得空虚了。难道这世间真的是得到了什么便要失去什么吗?张梅很不甘心地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样子,一双眼睛火辣辣的,充满了激情与渴望。

应该说是宋德禄首先打上了张梅的主意。那天,宋德禄在中山公园旁的米兰时尚广场偶然遇见张梅时,大脑里就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兴奋。宋德禄觉得张梅是一个太缺少爱的女人,他认为自己应该和这位老板娘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宋德禄邀请张梅去一边的咖啡馆坐坐,他说上海就是没有杭州好,要搁在那里早就到西湖边品茶去了。张梅没去过杭州,对宋德禄所说的既感到陌生又感到向往。她问宋德禄杭州还有些什么?宋德禄告诉说,上海有的杭州都有,但杭州有的,上海却不一定看得见。张梅听后很诧异,她不相信除了美国的纽约和法国的巴黎,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可以同上海相比?宋德禄看着张梅一双疑惑的眼睛说:“我知道你不信,就像你不信自己的生活里会缺点什么一样。”这句话无疑狠狠地在张梅的心尖上敲了一下。那天和宋德禄分手后,张梅去了宛平南路,她突然想好好地看看她的丈夫,那个给了她现在这一切的瘸子李。

瘸子李又被关进了隔离室。据医生说昨天吃晚饭时,瘸子李将邻床病人的菜倒在他的被窝里,还将前来劝阻的护理员打了。张梅从铁门上的一扇小窗户看到瘸子李时,他正趴在隔离室的地板上嚼吃他那支瘸腿的指头。她感到一阵恶心,拉下一张脸什么也没说便走出了市精神卫生中心。外面的风很大,张梅的头发霎时间就被风吹乱了。她在等候出租车的时候很想大哭一场,而潇洒的帅哥周军行就是在那时出现在张梅眼前的。

周军行开着自己的黑色帕沙特轿车,在转过宛平南路路口准备上中山南路时,发现了他的房东老板娘张梅。他将车很稳地刹在张梅的面前,摇下副驾的车窗对张梅笑着说:“美女,这么大的风,在这儿等谁啦?”

张梅没说什么就拉开车门上了周军行的车,她看着窗外的车流一个劲儿地发愣。周军行很奇怪,但又不好开口问。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直到愚园路的涌泉坊。

“下来进屋坐坐吧!添这样的麻烦,不好意思啦!”张梅终于从刚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不啦,我还有事,下次吧。”周军行看着车旁的张梅,笑了笑又继续道:“今后要有不开心的事,就给我打电话吧!有人陪着总比一个人胡思乱想好。”

张梅没有答话,她只是红了脸看着周军行的车消失在马路的拐角处。

宋德禄再次见到张梅已是中秋了。那天张梅带着李浪去黄陂路她父母家过节,经过宋德禄的酒吧时,宋德禄正好打里面出来。他看见一脸素容的张梅就笑着问:“怎么?过节还不高兴?”张梅勉强笑了笑说:“高兴什么呀?过不过都一样。”

“那晚上来我酒吧,保证让你高兴。”宋德禄顺着张梅的话发出了邀请。

这是黄陂路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家酒吧了,如果说特色,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带整个的特色在让其分享。张梅来到宋德禄酒吧的时候,时间还早,堂子里空荡荡的,宋德禄正在吧台边翻一本杂志。

“哟!美女驾到,有失远迎。”宋德禄放下杂志,满脸堆笑地向张梅走来。他像一个老练殷勤的服务生,将张梅带到靠窗的一只角落,然后对真正的服务生喊道:“拿一瓶1988年的波尔多,再上一个水果、月饼盘。”

酒吧里的音乐很媚,懒散的女中音用英语诉说着她的寂寞。宋德禄给张梅斟了小半杯酒,又给自己倒上,然后端起水晶高脚杯说道:“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过中秋!来,干杯!”

张梅很兴奋,她平时原本不喝酒,但这会儿对着宋德禄的一连串赞美,却一杯又一杯地喝了起来。她告诉宋德禄,一个女人最怕的就是寂寞,哪怕是个瘸子男人在身边,也比一个人守着一幢空荡荡的房子强。宋德禄也说,其实男人和女人都一样,这些年他在上海打拼,也是倍感孤独。尤其是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团圆热闹,享受天伦之乐,自己却只能靠酒来麻痹,想想真是不容易。他还说今天要不是碰见张梅,这个中秋又毫无意义地过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这样喝开了,待到宋德禄扶着张梅头重脚轻上楼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

张梅和宋德禄借着酒的作用,在宋德禄那间寝室里疯狂地做起了爱,这天距离张梅和瘸子李的最后一次做爱已经有七年零十一个月了。张梅后来对缠着自己的宋德禄说:“阿拉那天是被酒害了,侬以为是阿拉爱上了?侬做梦去吧!”

张梅的确没有爱过宋德禄,自从与宋德禄做爱后,还对他多了一层厌恶。张梅认为宋德禄之所以这样缠着不放,完全是看上了自己的家产。那些日子,她烦透了宋德禄,不但不接宋德禄的电话,还想着用提高房租的方式把他从黄陂路上撵走。而对于周军行,张梅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不仅没有涨房租,还考虑到周军行资金的周转,将每季度一付改成了半年一付。那时周军行正闹离婚,呆在老家的老婆逼他要100万才签字,搞得周军行成天闷闷不乐。

张梅和周军行的关系开始发展,是在与宋德禄做爱之后。那段时间宋德禄天天给张梅打电话,弄得张梅烦躁不安。有一天,张梅在探望瘸子李后又站在了宛平南路和中山南路的那个路口,于是周军行送自己的那一幕就很自然地浮现在了眼前。张梅是在坐上出租车以后给周军行打的电话,她说她刚从宛平南路上车,要是晚上有空,想请周军行一起吃饭。

他们在太原路太原别墅的“小南国”坐下来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张梅点了一桌子的广东菜和一瓶路易十三,周军行不喝酒,要了一罐“王老吉”。他对一脸灿烂的张梅说,没想到在最不开心的时候,是张梅在陪自己。那天晚上,帅哥周军行在张梅的眼里是怎么看怎么舒服,张梅被酒精燃烧着的眼睛像两朵盛开的桃花,映在周军行的脸上,更有一种春风得意的潇洒。

张梅和周军行成为了一对名副其实的情人,他们出双入对,毫不隐晦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张梅对周军行说,她很想嫁给周军行,但为了一大堆财产,又不得不当瘸子李的老婆。周军行对此表示理解,他说爱情和婚姻是两码子事,只要两人能在一起,嫁不嫁都是一样。张梅听后很是感动,在周军行以后的几个关键时刻,都义不容辞地出资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张梅的肚子也一天天地凸起来。她知道这是她和周军行爱情的结晶,因此喜悦之情常常使她从睡眠中醒来,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浮想连篇。周军行依然住在襄阳路店面的楼上,他的生意已经越做越大,据说就要参与上海市新一轮的房地产竟标了。

对于周军行事业的蒸蒸日上,张梅却并不感到高兴。她懂得一个男人的事业越大,女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就越小。她甚至暗暗后悔当初帮助周军行渡过那些难关,希望他再次遇到阻碍,并且知难而退。这无疑是危险的,随着这些想法的日益加剧,张梅的脾气也一天天变得暴躁起来。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理解周军行了,她常常挺着越来越凸起的肚子,对刚迈进门槛的周军行说:“侬就这么不顾阿拉和孩子的死活?到底是外面那些破事重要?还是阿拉和孩子重要?”

周军行起初认为张梅之所以变得烦躁,是因为妊娠引起的反应,故强忍着性子,没有把事情闹大。可等到十月临盆孩子出生之后,依然不见张梅的脾气有所消减,反而比起以前更甚,这不得不使周军行感到恼怒。一场感情大战终于在孩子满月那天爆发了,在愚园路涌泉坊的李家,周军行看着被自己打得鼻青脸肿的张梅说:“我现在就把该还的还你,孩子跟我跟你都行,我们的事就到此结束了!”

张梅又回到了原来一个人带着孩子时的生活,只是她现在带的孩子不是和瘸子李生的李浪,李浪在张梅和周军行有了那层关系后就跟外公外婆过了。张梅现在带的孩子是她与周军行生的女儿——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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