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将介石的祖籍是河南，当时是他母亲带他逃荒到浙江，改嫁给将家对吗？
• 2、《流金岁月》蒋奶奶的扮演者是什么出身背景？为何如此优雅？
• 3、很多人说旗袍是中华文化不可替代的象征，你认为呢？
• 4、民国文中描写女子旗袍服饰的句子或词语

将介石的祖籍是河南，当时是他母亲带他逃荒到浙江，改嫁给将家对吗？

蒋介石出生在何地？一直以来存在两种说法， 正史中记载的蒋介石是浙江人，祖居奉化溪口。但是，国内有一些学者则说蒋介石是河南人。蒋介石的身世真是一个难解之谜。。大量事实考证说明，蒋介石出生在河南许昌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倒是真有几分可信。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萧鲁阳、副研究员唐金培及河南大学《史学学刊》原副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国史专家王晓华等人的考证说明，蒋介石出生在许昌，原本姓郑，的确叫郑三发。

过去，在不少野史中谈到蒋介石的出生地时，都说蒋介石姓郑，叫“郑三发子”，尤其是唐人先生的《金陵春梦》更是影响极大。该书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许州一带闹开了大灾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为了活命，郑氏农民与妻子各带一个孩子去逃荒。蒋介石的母亲带着六岁的“三发子”要饭到了开封，后经人介绍，给一位姓蒋的盐商家当庸人，乃至做了填房，又一起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

唐人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中谈到这些资料来源时说：“1949年冬天，有一位蒋介石的真正的侍卫官退休来港……他用‘八行签’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5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

蒋介石有个亲哥到重庆寻他

台湾作家张仲鲁出版的《蒋介石家世》一书中说：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头。蒋介石因国事正焦头烂额，这时，在重庆校场口附近的河南同乡会内，从河南许昌来了一位叫郑绍发的老汉，他逢人便吆喝是“蒋委员长的亲哥”……看其背像，与蒋介石十分相仿。他的身段动作，也有许多地方酷似蒋介石。而且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像浮夸虚冒、招摇撞骗之流。许多人都确信他是蒋介石的胞兄。

萧鲁阳说，“知道此事内幕的还有军统特务少将沈醉。”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写道：

当时在重庆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哥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堂到蒋家当“拖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土老帽儿是自己的亲哥哥……

“沈醉写到，他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老头总是滔滔不绝地叫冤，说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唐金培说，“此后，郑绍发先后在军统会馆、磁器口缫丝厂、息烽3地软禁了4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两封信见证蒋介石与郑发互动

王晓华介绍说，在位于南京的不姓蒋实里保存了一宗档案，即当年郑绍发写给蒋介石要求其接见的两封信。一封信是1946年12月，寄自南京河南会馆；一封信是1948年5月（当时郑绍发已64岁）。这两封信都有政府职员登记签章，收文还有编号。

两封信相同的内容是说，他本人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郑庄，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曾于开封与蒋同学。别后数十年未见一面。第二封信中写到第一封信后蒋曾派秘书长吴鼎昌召见。

第一封信落款的“民人”，时隔两年多，第二封信的落款已经是步兵少校郑绍发了。这大概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能令人信服的结论了。

随母逃荒开封，郑三发原来是个拖油瓶

据史学人员李耕五等人的考证，清光绪十年（1884年），郑发（即郑绍发）出生在许昌县灵沟镇后郑庄（今许昌县河街乡南岸村）。父亲郑福安，母亲王采玉，哥哥郑大发早年夭折，弟弟小名合成，又名三发子，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九月。

郑发生前讲述，光绪十七年（1891年），许昌大旱，庄稼基本绝收。到了秋天，郑发一家决定外出逃荒要饭，因郑福安体弱多病，便留家看守门户，王氏带着两个儿子去当时的省城开封逃荒谋生。他们走后不久，郑福安去世。

在开封城内有一家益泰盐行，老板姓蒋，是浙江省奉化的一个盐商。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采玉成为蒋老板家中的保姆。当时，蒋老板有个长子叫蒋锡侯，和郑发以及弟弟三发子是好伙伴。郑发一家三口到蒋府一年多以后，蒋老板原配夫人去世，不久便与王采玉成婚。由于郑发不如弟弟合成聪明机灵，在家中很受冷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节过后离开蒋家自己谋生。郑发曾干过学徒、巡警，后在部队中又从士兵逐步提拔为副班长、班长、特务长、掌旗官、排长、副官、连长。1921年部队被冯玉祥缩编，郑发解甲归田。

其间在1904年，郑发曾去开封蒋府，可惜已是人去房空，连过去的仆人也不见了。经询问得知，蒋家已在他离开不久返回浙江奉化。街坊邻居一说他的弟弟改成蒋姓，跟随母亲去了奉化；还有一说是蒋老板只把三发子带走了，把他的母亲留在了开封，两个月后其母亲病死。从此，郑发再没能见到母亲和弟弟。

郑发四次南下寻弟蒋介石

郑发回到许昌老家后以种田为生。1933年元宵节，郑发带着儿子郑双喜到许昌城观灯，在许昌专署衙门前，他发现大门口挂着两幅人物照，一位是国父孙中山，另一位虽然不知其名，却与自己长得出奇的像。郑发问卫兵，卫兵告诉他这一个人叫蒋介石，是当今最高领导委员长。他问卫兵蒋是哪里的人？卫兵答是浙江奉化人。

他怎么和我长得这么像，又是奉化人，他是不是跟随母亲到奉化的弟弟？从此，郑发有了去南京认亲的想法。

李耕五先生在《蒋氏身世新探》一书中，详细记载了郑发四次寻亲的经过。

1933年秋，郑发乘火车到达浦口后，刚下火车，便被宪兵搜出了邬挺生写给蒋介石的信。宪兵硬说郑发认亲是假，而一阵审讯下来没有什么结果便没收了他的路费，装进北上的闷罐车让他回河南。

1941年，郑发一路跋山涉水去重庆第二次寻亲。到重庆后，郑发来到位于大阳沟的河南同乡会，由郜子举、姚廷芳、李肖庭等人帮忙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求见申请。又过了些时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自把郑发接到他家中，许以5000现大洋重金，打发他回许昌。郑发谢绝。

之后，宋美龄接见了郑发。劝他回河南，但郑发不答应。

见宋美龄、戴季陶都不能将郑发劝回，蒋介石在郜子举等人的呈文上批了个“戴笠处理”四个字。蒋介石既没有承认是真，也没有说是假，该怎么处理，让戴笠看着办。计谋多端的戴笠经过权衡，把郑发软禁在了白公馆。

1944年春节刚过，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名义，给郑发的家人寄去了500元钱，并让许昌县政府通知其全家举迁重庆。之后，郑发妻子魏氏带着14岁的女儿喜云入川。为找蒋介石认亲，郑发在重庆一住就是3年。看到妻子女儿的到来，他喜出望外。随后，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奉戴笠之命，特意为喜云安排了一名女家庭教师，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妞，转眼变成了身着旗袍、脚穿黑皮鞋的“公主”。

一天，郑发酒后失言，向外界泄露了寻亲被关押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机密，引起蒋大怒。戴笠立即命令把他和妻子女儿转移到了中美合作所的另一处监狱——贵州息烽集中营。在监狱里，郑发结识了“疯子”韩子栋（《红岩》中华子良原型），以及“小萝卜头”宋振中。1946年，寻亲无果的郑发带着妻子女儿“衣锦还乡”。

1946年12月，郑发南下南京寻亲无果，次年夏天，郑发返回河南，郑家受到当地政府厚待。

1948年5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郑发再次到南京寻亲。和前三次一样，蒋介石不见。8月中旬，失望的郑发返回许昌。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蒋介石逃往台湾。1973年2月20日，郑发在家中去世，终年89岁，寻亲愿望破灭。

1987年5月，时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的韩子栋（1947年越狱成功得到郑发帮助），带着女儿以及“小萝卜头”的两个哥哥，再次来到许昌，看望郑发（已去世）家人，并和郑发的儿子郑双喜、女儿喜云合影留念（如图，中为韩子栋，左一为郑双喜，左二为郑喜云）。

据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河南一位擅长画梅花的画家受邀访问台北，蒋纬国在接见他时明确说“我们是河南老乡”。

还有证明，蒋介石将自己的名字取自易经里的【豫】卦（二阴：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显然不是巧合，蒋介石自己心里明白吧。

《流金岁月》蒋奶奶的扮演者是什么出身背景？为何如此优雅？

《流金岁月》火了，蒋奶奶扮演者也火了，气质这块吴彦姝拿捏准确，行为举止都离不开大家闺秀的样子。即便早已年迈也不失从容优雅，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离不开气质二字。

随后，她的出身背景与成长经历被扒，看了她的家世与生长环境后，也终于懂得她为何如此优雅，为何这么符合蒋奶奶这一角色。

出身背景与成长经历

1938年出生的吴彦姝，是那个年代里较为少见的独生女。爸爸曾在日本早稻田学国际金融，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当了教授，最后又去了山西医学院工作。

妈妈也是高知分子，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主修中国文学同时兼修家政。所谓的家政专业就是教一个女人该如何做一名有修养有气质的太太，从内而外进行学习与培养。

因为在那个年代，做一位合格的太太，是女人的职责。

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吴彦姝从小受宠，所以在采访中她也说过，因为从小受宠所以在表演一位受宠的角色时毫不费力气，也知道该如何体现出受宠的状态。

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自己又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吴彦姝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或想做什么，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也会毫无顾忌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正因为家庭条件允许，爸爸妈妈宠爱，吴彦姝至今仍然保持着少女般的童真，还有极强的好奇心。

但玩归玩，宠爱归宠爱，吴彦姝还是需要接受妈妈的严格管教。

由于兼修了家政专业，妈妈慢慢被培养成一位有涵养与讲究的女人，于是在吴彦姝的小时候就给她立下很多当时的规矩。

家中每个人都要随身携带手绢，若碰到有人打喷嚏就要立马用手绢捂住口鼻；跟别人说话时也要挡着脸，以防唾沫喷给别人；喝水时要挡住嘴巴，不能给别人看到牙齿；吃饭时要将碗端起来，小指头要稍微翘一点，筷子也只能拿到三分之一且全程小口吃......

这是吴彦姝曾在采访时透露给记者的信息，由此也能看出她的成长环境，也能知道她为何能如此优雅，为何能胜任蒋奶奶这个角色。

其实，从某方面看，吴彦姝就是蒋奶奶。

优雅气质是演不出来的，如今已83岁的吴彦姝依旧保持着这份从容淡定，身板子挺直、动作轻缓、说话温柔。

从小在妈妈的熏陶下，吴彦姝渐渐成了大家闺秀，培养了优雅的淑女气质。这份优雅早已流淌在血液中，体现在一举一动中，成为他人抢不走的财富。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吴彦姝无忧无虑，只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爸爸在医院工作，妈妈又是贤妻良母，吴彦姝本跟爸爸一样去学医，或继续学习出国深造，可她却偏偏爱上了话剧。

在爸爸的带领下，她看过梅兰芳的京剧，在现场也看过话剧，恰巧在报纸上看到山西话剧团的招生广告，于是便踏上这条路。

当然，爸爸妈妈是开明的也是支持的，没有任何阻止且全力支持。

就这样，吴彦姝成为一名话剧演员，且一做就做到65岁退休。

戏外是新潮奶奶

在话剧社，吴彦姝专注于舞台与角色，塑造了众多经典，但她很少涉猎影视剧。直到2011年，也就是73岁才将主要精力放在影视剧的拍摄上。

2003年，从山西话剧团退休后，65岁的吴彦姝并没有开始享受生活，而是照顾生病的老伴，几乎寸步不离。没过多久，生病的老伴离开了，而此时的她还没有走出悲伤就扭头去照顾年迈的父母。

相继送走老伴与父母后，家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直到2010年才被女儿接去北京生活。

到北京后，吴彦姝接触影视工作，先后出演多个影视剧，其中较为出名的就是《相爱相亲》中为爱坚守一辈子的“乡下姥姥”，《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的华裔老人，以及《搬迁》中的马家老太太。

虽然影视剧作品并不多，但演了一辈子话剧的吴彦姝很快走入观众视线，并凭借这为数不多的作品获得众多奖项。

2016年，凭借《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入围获得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凭《搬迁》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

2017年，凭《相爱相亲》入围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以及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即便满脸皱纹，也丝毫不影响她的表演，精湛的演技完全让观众忽略她的年纪。

她总能用最真挚的情感感动着观众，在《北西2》中，与秦沛演结婚的戏，控制不住的眼泪一直往下流，感染着观众；在《相爱相亲》中拿着照片哭泣的样子，感动导演更感动观众。

在戏内，吴彦姝饰演的角色，有的是可爱的，有的是忧郁的，有的是质朴的农村老太太。但在戏外，吴彦姝却是新潮又独立的老人。

家里三口人，但三个人都不住在同一个地方，她与女儿住在北京却不住在一起，外孙在剑桥学校读书远在异国。三个人三个地方，但每天都会视频通话。

女儿丫丫不照顾她不是因为不孝顺，而是因为害怕她老年痴呆，于是让腿脚利索耳聪目明的吴彦姝自己照顾自己。这也是吴彦姝自己的意思，因为她最怕被时代抛弃。

为了赶时髦，为了与女儿、外孙保持联系，她学会了各种电子产品，会上网、会导航、会点外卖、会叫网约车。

除此之外，她还会网购，平日里也会跟女儿约着一起喝下午茶，一起插花打发时间。

83岁的吴彦姝在生活中较为独立，会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坐火车去西安看老伴，还会一个人去国外。

曾在拍摄《北西2》时，她独自一个人从国内坐飞机去往国外的拍摄地，而她根本不会英文。只学了应付海关的英文单词，到了录制地她也没有闲着，而是独自转悠。

在拉斯维加斯住的一个月里，她完全靠自己。

吃鱼就是fish，不吃辣就做出辣哭的表情，想吃鸡肉就模仿鸡叫，想吃鸡蛋就模仿鸡下蛋。吴彦姝完全将生活当成表演课，除了年纪大一些，其他方面跟年轻人一样，聪明、学习能力强。

在加拿大拍戏时，吴彦姝会坐着地铁四处转，不认识路牌就用手机拍照记录下来，以防走丢。

这一点，令搭档秦沛甚是钦佩，在面对采访时也忍不住夸赞。

生活中的吴彦姝是新潮的，与年轻人与这个时代都没有脱轨。在工作中，她也是认真的，不演戏时也会穿着时尚拍摄杂志化身摩登奶奶。

小时候被爸爸妈妈宠着，婚后被丈夫宠着，老了之后被女儿宠着，如此热爱生活也不老态的吴彦姝，难怪被张艾嘉夸赞有着“宛如少女般的纯真”。

在《流金岁月》里，蒋奶奶是娇气的，但没想到在生活中，“蒋奶奶”却如此新潮与独立。

了解吴彦姝的出身背景以及成长环境后，也越发能理解她的优雅从何而来。一方面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流金岁月》火了，扮演者吴彦姝也火了，这位83岁的高龄老戏骨令人敬佩。

而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对角色的付出以及对舞台的热爱，她曾说过，拍戏只为了热爱并不图钱，即便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她也会尽自己所能给演好。

演了半辈子的话剧，耄耋之年仍不忘初心与热爱选择在大荧屏上实现自我价值，这份对艺术的追求，对舞台的热爱足以令人敬佩。拥有精湛演技的吴彦姝，值得被观众认识与喜爱。

老戏骨们同台飙戏，只为作品更加出彩，《流金岁月》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而更加有质感。

很多人说旗袍是中华文化不可替代的象征，你认为呢？

有人就要问了，遥想民国时期，摩登一点的女子几乎人人都穿旗袍，那么，那些旗袍如今还有没有呢？

服饰不容易保留，时光荏苒，数十年后，当年的旗袍的确已很少保存下来了。

可是南京民俗收藏家高松先生就藏有数十件珍贵的民国旗袍，不仅如此，高松还收藏数个民国女子用过的小拎包。旗袍和拎包搭配在一起，讲述着发生在古城南京里的一幕幕“花样年华”。

 

好旗袍相当于“普拉达”

高松将自己收藏的旗袍称为“奶奶们的青春记忆”，的确如此，旗袍似乎专属于那个年代，只要不是社会最底层的女子，每个女人都至少有一件旗袍。

“对于中上层女子来说，旗袍的式样和款式，更是一种身份的标志！”高松说，民国时期人们几乎没有商标意识，市面上没有什么名牌、奢侈品牌的服装，做工精美考究、出自著名裁缝之手的旗袍就相当于当时的“普拉达”、“范思哲”、“迪奥”。

 

由于收藏旗袍，高松对于旗袍的历史也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说，提起旗袍，人们会想到老上海、老香港，想到张爱玲和苏青，想到《花样年华》和《色戒》，却很少会想到南京——这个民国时期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

其实，南京地区的旗袍，历史渊源极为深厚。1929年，国民政府就是在南京颁布文件，将旗袍确定为国家的一种重要礼服。

南京旗袍风格端庄大方

“我收藏的旗袍，都是从南京本地收来的，通过仔细研究，我发现南京本地旗袍也有自己的特色！”高松这样说。

高松给我们看了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京老照片，那个岁月，南京街头——太平路、新街口、夫子庙的女子，几乎人人身着旗袍，衬托出迷人的曲线，透露出隐隐的性感。

而长期生活在南京的宋美龄、沈慧莲、蒋碧微等民国著名女子们，她们在公共场合也往往以旗袍示人。高松说，这些民国名媛身着的，也多为在南京本地定制的旗袍。

高松所说的“南京本地旗袍风格”，可以诠释为端庄、大方、得体，“这与当时南京作为首都的社会风气和时尚风向有关，西洋的文化虽然对南京有浸染，但却不像上海滩那样‘欧风劲吹’。

因此，欧美女装的潮流不太容易在南京本地旗袍的设计和制作中体现出来，体现得最多的反而是浓浓的民族风味！”高松说。

太艳丽的旗袍其实不多

不过，细细品鉴，高松收藏的旗袍中依然有不容易看见的时尚元素，“你看，这些旗袍摆在这里，似乎很平常，但只要上了窈窕女子的身体，便能够通过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来展现女人的曼妙曲线。”

高松说，南京留存至今的旗袍虽然不多，但依然可以分为多种款式，比如，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等等。

民国文中描写女子旗袍服饰的句子或词语

百度了些,你看看：

从文学作品看民国女子服饰

当上海变得最快的时候，怀旧却也成了一种时尚。摄影师马元浩是个有心人，他在四处采风的过程中，收集了不少清末民初的女子服饰。这本《飘逝的罗裙》（马元浩摄戴云云著上海画报出版社2002年7月版），就是他的藏品集，也是摄影作品集。戴云云的文字，则对中国女子服饰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描述。不过，照片上那些身穿旧式服饰的模特，总让人隐隐觉得一种格格不入的尴尬。马元浩自己也有这样的感慨：“当代女子生活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她们活泼开朗，无法表现一二百年以前女子的哀怨、沧桑和含蓄。毕竟时代不同了，环境氛围也不同了。”

民国女子究竟是如何穿着打扮的呢？当然，泛黄变脆的老照片和存在箱子下层带有霉味的衣物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此外，还有一个途径，即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也可告诉我们许多真实的信息。

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写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青年在封建专制家庭里的生活、痛苦和斗争。书中他对各个女性的服饰描写着墨不多，却极具代表性：蕙“穿一件滚边玉色湖绉短袄，系粉红裙子”。这是五四以后大家闺秀的装束。婉儿“穿了一件玉色湖绉滚宽边的袖子短、袖口大的时新短袄，系了一条粉红湖绉的百褶裙”。冯乐山给婉儿做喇叭袖的时髦短袄，原是为了给自己争面子的。这身衣着表明了婉儿的侍妾身份。

五四以后的汉族城镇女子还是习惯于上穿袄下穿裙，窄袖长袄逐渐向喇叭袖短袄过渡。这时只有旗人才穿旗袍。在《家》、《春》、《秋》中是找不到穿旗袍的女人的。

张爱玲对服装的讲究是出了名的，她对自己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服饰自然会作精心的设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是麻油店千金，嫁入大户后，为了不被人看轻，在衣着上是紧追潮流的。

她“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辛亥革命后，一度掀起过女权运动。受“男女平等”的思想影响，上衣下裤成了女子的时兴装束。只是在正式场合，良家女子还得系裙。

二十多年后，曹七巧的女儿长安长成了大姑娘，可仍待字闺中。当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她“换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

上面穿旗袍，下面穿百褶裙，这是满汉女装款式交融的结果。而高领圈和镶荷叶边的袖子都是当时的时尚。

张恨水《啼笑姻缘》中的陶太太是一个摩登的民国女子。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绸子的长衫，只好齐平膝盖，顺长衫的四周边沿都镶了桃色的宽辫，辫子中间，有挑着蓝色的细花，和亮晶晶的水钻，她光了一截脖子，挂着一副珠圈，在素净中自然显出富丽来”。

上面这些文学人物的衣着描写使我们对民国女子服饰有了大致的了解。

女子的服饰打扮，从大的方面看，反映了当时政治状况、经济风貌、道德观念及生活习俗，从小的方面看，则反映了“她”的身份、地位、气质和品位。这一点，哪个时代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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