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城乡居民结束了旧中国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绝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点燃起建设美好生活的梦想。
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
(一)食物消费有所改善,恩格尔系数稍有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各种农副产品生产增多,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食物消费发生了新的变化。
1.细粮消费增加,粗粮消费减少。据1953年河南省财委对郑州、开封、安阳、焦作、洛阳、漯河、朱集(商丘)、南阳市和濮阳、获嘉县的调查表明,195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5.74公斤,其中细粮占58.93%、粗粮占41.07%;1952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7.03公斤,其中细粮占64.58%、粗粮占35.42%;195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2.25公斤,其中细粮占67.1%、粗粮占32.9%。农村居民细粮消费比例也在缓慢上升,从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细粮消费量从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细粮所占比例从39%上升到42%。[1]
2.肉类、副食及蔬菜消费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职工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50斤,其中细粮占50%以上,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费量为250斤左右;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1—16斤多,超过伪满时期1倍以上;人均鸡蛋消费量为20个,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过着以细粮为主、鲜菜不缺、肉食近于经常、年节时更加丰盛的生活了。吉林省农民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5斤左右,人均细粮消费量逐年增加,l956年时约为54斤,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0斤多,均为1941年的3倍多。[2]
3.饮食支出比例变小。一份关于吉林省职工、农民生活支出的数据表明,与解放前相比,吉林省职工、农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发生了变化,职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农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重还很大,仍没有脱离贫困状态,但恩格尔系数下降的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二)衣着消费有所改观,衣着质量依然不高
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用于衣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穿衣紧张的状况有所改观,人们的衣着打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
1.从实际消费上看,衣着消费量和实际支出有所增长。1957年时全国主要纺织品销售量大幅度增长,棉布销售量从1952年的30.8亿米增长到1957年的42.9亿米;呢绒从362.6万米增长到709.4万米;绸缎从3092.3万米增长到7090.8万米;针织内衣裤从2900.4万件增长到20253.6万件;衣着类商品销售总额由50.8亿元上升到82.6亿元。人均棉布消费量从1952年的17.12尺增长到1957年的20.47尺;呢绒从0.019尺增长到0.033尺;绸缎从O。163尺增长到0.334尺;针织内衣裤从0.05件增长到0.32件;人均衣着消费额从8.95元增长到12.98元。[3]
2.从布料上看,主要以机制棉布和土布为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棉布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对土布的需求量不断下降,呢绒、绸缎的消费很少。消费者选择衣料以价廉、耐穿为主要标准。
3.从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宁装、工作裤和军装为主。旗袍、马褂、西服等几乎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简单、风格朴素的列宁装、工装裤和军装。这些服装价格便宜、实用性强,干起活来要比旗袍、西装方便得多,适合当时勤俭建国的客观需要。
(三)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居住状况依然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群? 众的居住条件,城乡居民居住状况得以改善。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途径主要有:
1.国家投资兴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居民住宅的投资。城市新建住宅面积不断增加。到1956年,全国新建住宅面积累计已达8100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万平方米,[4]在城镇职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将近一半的住宅是由国家提供的。
2.自建公助。仅1956年,全国就有]678个厂矿企业推行了“自建公助”的办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积达252万平方米,有6万多名职工搬进了新房。铁路、煤矿、纺织三个系统帮助职工自建了245.3万多平方米住宅,解决了8.1万户职工的居住问题。[5]
3.互换住宅。如沈阳市“动员居民腾出多余房屋和远近互相对换,使一千户缺房户和住宅离工厂较远的职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据报道,“几年来,哈尔滨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调剂互换住宅已有3011户。其中,职工住宅与工作地址距离远、跨区互换的占64.3%;居住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不相适应、区内互换的占35.7%。”[7]?
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贫苦农民的居住面积显著增加。据调查,在开展了土地改革的14个县、32个村中,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97.2,中农为86.8,贫农为57.3,雇农为40.8;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4个县、10个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悬殊,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60.8,中农为40.8,贫农为21.0,雇农为2.8。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农民自建住房。据《河南省志》记载,1951—1954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农民开始翻修旧房,把一些简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据1954年对河南省50个县993户农民的调查,在农村房屋中,瓦房占32.4%,砖土平房占7.7%,草房占55.8%,窑洞占4.1%,平均每户使用房屋4.73间/其中住房为3.84间),已超过1937年的水平。[1](p.68)
(四)日用品消费有所进步,耐用品消费微乎其微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为主,日用品消费支出很少。就城镇居民来说,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布置比较简单。一般家庭拥有的家具多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柜子和床,且质量不高。一些干部家庭的家具多为机关配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日用品消费有所变化,一般职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脸盆和面盆都换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温瓶。许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结束了过去用油灯照明的历史,用上了电灯。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职工对纸张、钢笔、铅笔的消费量较少。高档一点的日用品如香皂、铝锅、钟表消费量也比较少。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虽然开始出现在城镇居民家庭中,但仅限于高干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镇居民中每百人缝纫机消费量为0.2台、手表为1.27只、自行车为0.5辆、收音机为0.14部。[8]
农村居民日用品消费更为简单。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饮食和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微乎其微。1957年农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费开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仅占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烧之后。[9]普通农家仅有床、桌子和几张长凳,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柜,多为世代相传。日用品的自给性消费比重很大,一般用火镰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脸盆、面盆、洗衣盆多为木制盆或陶盆,锅为手工作坊制铁锅或铜锅,日常照明以油灯为主。
二、城乡居民文教卫生水平的变化
(一)城乡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1949—1956年,城乡居民在文化体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较低,但是由政府承担、城乡居民免费享有,这些文化体育活动使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提高。
1.开展了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全国性扫盲运动。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号召下,从1950年开始,全国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农村通过开办农民业余文化学校(也称民校)、记工学习班、识字小组等扫除文盲,城市通过开办厂校和地方性学校展开扫盲。翻身做主人的工农群众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大家动手,扫除文盲”的感人场面。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国累计扫除文盲2076.3万人,成千上万的群众摆脱了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4](P.176)
2.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彩纷呈。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掌握了文化的群众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据报道,“工人们有了自己的报纸——‘盐场大众报’;有三百六十多个盐工学会了写稿,其中五十多名成为报纸的模范工人通讯员”。[10]工人们不但创作了各种文艺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四百多个爱好文艺的工人们组成了京剧、评剧、话剧、歌咏、舞蹈等十多个业余文艺组织,他们经常在文艺晚会上给广大的工人群众演出。”[11]据统计,1954年在全国各基层组织中,有业余剧团7046个,有演员及工作人员183600余人。音乐、舞蹈、文艺、美术组织共17680余组,参加人员有199730余人。基层以上的各级工会组织有专业剧团24个,业余剧团670余个。[12]
3.形成了群众体育活动的热潮。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大力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广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各地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相继推广了工间操制度,这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最普遍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了广播体操、儿童广播体操活动。劳卫制②在中等以上学校和很多厂矿企业、机关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各地在厂矿、中等以上学校、机关和民兵中普遍开展了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拳等各种体育运动。各单位还纷纷组织了运动队,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们成立篮球、排球、足球等18个球队,队员有200多人。[11]三是体育竞赛活动空前活跃。各级机关、厂矿企业经常举办单位内部以及单位之间的比赛。据统计,1949—1956年在全国32个城市举办了122次运动会,有36783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全国性竞赛有57次。[13]
(二)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基本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建有诊所。195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07305个,其中医院3903个、疗养院799个、门诊所86866个、专业防治所(站)637个、卫生防疫站1464个、妇幼保健站4564个、药品检验所(室)27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26个,其他卫生机构9019个。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为41.4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6.2万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4]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政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广的疾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防治工作,从1952年开始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了城乡环境的清洁,预防了疫病的传染。到1956年底,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频发地区的疫情先后得到控制。天花除在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在全国已近绝迹。霍乱得到消除。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
我国卫生状况和医疗条件显著改善使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57岁。④
三、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差距和消费差距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195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6.8%,而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美国3.1%、英国4.3%、法国5.6%、联邦德国18.9%、日本18.8%、印度5.1%。⑤据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变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占世界
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局面。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28亿元,不及美国的1/10,相当于苏联的1/4。闪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5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0美元,相当于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于印度(170美元),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低收入国家中较为靠前。[17]
食品消费差距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要高于同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居民食物结构中,粮食占绝对比重,肉类、蛋类很少,奶类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国家居民粮食消费量只占整个食物消费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204公斤)为100,则美国居民粮食消费量为中国居民粮食消费量的33%,英国为42%、法国为52%、日本为73%、印度为61%。可见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单一,对粮食依赖性极大。⑥
医疗卫生差距1956年,中国卫生机构数为107305个,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仅为0.42张,每千人医生数仅为0.84人;[14](PP.540-543)同时期,苏联每千人床位数为6.76张,医生数为1.6人;美国每千人床位数为9.6张,医生数为1.32人。[18]据中国11个省的统计数据,195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为57.9岁,[19]披近中等收入国家1960年的水平。⑦
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7180.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同期美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155人、中学生460人、小学生1569人,英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21人、中学生474人、小学生1016人,法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45人、中学生244人、小学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69人、中学生961人、小学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说明当时我国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
通过比较看出,经过1949—1956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
1949—195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期。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饥寒型”逐步向“温饱型”转变,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1.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展策略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政策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广大群众从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坚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在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上,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科学地安排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累率较低,实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后积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终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积累率为24%,做到了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健康地进行。
2.稳定的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1950年,财政、商业、银行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场物价的领导权,物价趋于稳定。以1950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2年时下降为92.6。[20]1953—1956年期间,国家先后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并规定了若干重要工业品的全国统一出厂价,调整和缩小了许多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从而保证了对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迅猛发展,职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物价向上波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于1956年下半年暂时冻结了物价,煞住了涨价风。正是由于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使我国城乡市场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建设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
3.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1949—1956年,党和政府在恢复农业生产、进行土地改革、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投资兴建了一系列大型农田水利设施。推广使用了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农用机械和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均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产量从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从9.5斤增加到16.4斤,水产品从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农业生产的恢复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703.6亿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纱产量增长了1.9倍,棉布增长了2.1倍,食糖增长了3.1倍,纸张增长了17.8%,胶鞋增长了2.6倍,自行车增长了44.7倍,原煤增长了2.4倍,原油增长了8.7倍,发电量增长了2.9倍,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PP.84-89)
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949年的44元增长到1957年的73元,[21]农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4.3亿元。[22]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均家庭收入从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长至254元,增长了1.5倍。[21]总之,从纵向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旧中国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从横向看,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tpo”原则,即着装要考虑到时间“Time”、地点“Place”、场合“Occasion”。
其中的T、P、O三个字母,分别是英文时间、地点、场合这三个单词的缩写。
它的含义,是要求人们在选择服装、考虑其具体款式时,首先应当兼顾时间、地点、场合,并应力求使自己的着装及其具体款式与着装的时间、地点、场合协调一致,较为和谐般配。
着装原则
1、时间原则
不同时段的着装规则对女士尤其重要。男士有一套质地上乘的深色西装或中山装足以包打天下,而女士的着装则要随时间而变换。白天工作时,女士应穿着正式套装,以体现专业性;
晚上出席鸡尾酒会就须多加一些修饰,如换一双高跟鞋,戴上有光泽的佩饰,围一条漂亮的丝巾;服装的选择还要适合季节气候特点,保持与潮流大势同步。
2、目的原则
衣着要与目的协调。与顾客会谈、参加正式会议等,衣着应庄重考究;听音乐会或看芭蕾舞,则应按惯例着正装;出席正式宴会时,则应穿中国的传统旗袍或西方的长裙晚礼服;而在朋友聚会、郊游等场合,着装应轻便舒适。
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穿便装,个人却穿礼服就有欠轻松;同样的,如果以便装出席正式宴会,不但是对宴会主人的不尊重,也会令自己颇觉尴尬。
3、地点原则
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可以穿着舒适但整洁的休闲服;如果是去公司或单位拜访,穿职业套装会显得专业;外出时要顾及当地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如去教堂或寺庙等场所,不能穿过露或过短的服装。
中国三大国粹:
(1)京剧
京剧也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200年历史。它的表演艺术趋于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最大限度地超脱了舞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以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
(2)中国画
中国画简称"国画",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与鲜明民族特色的绘画。中国画以线条为造型的主要手段,讲究用国画笔,用墨,使线、墨、色交相辉映,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特色之二,为"托物喻情,画中有诗",特色之三为诗,情、画、印融为一体。
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 中国画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
(3)中医
中医指中国传统医学,又称汉医、汉方,东瀛人称之为“皇汉医学”。中医药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慢慢开始医书被大多数当代中国人民所接受,同时在国际上也有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渐渐开始深受世界人民的热爱和欢迎。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
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中医诊察疾病的手段主要为望、闻、问、切“四诊”;中医透析疾病主要以八纲来辨证,就是指从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个方面来归纳和概括病变的部位、性质以及印证彼此力量消长等情况。
扩展资料:
实际上现在有四大国粹:中国京剧、中国武术、中国书法、中国医学,
武术是中国国粹之一:
打拳和使用兵器的技术,是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现代汉语词典》)武术还有其他名称:功夫,武功和国术或武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其内容是把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徒手的和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套路和单势练习。
武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 武术划分为散打和套路,散打又叫散手,是武术的擂台形势式,套路则为武术的表演形式。
日本大部分是穿和服,留刘海,眼睛大大的(女生),男生好多都是穿校服(就是黑黑长袖高领,看起来很整齐,像是龙马的校服那种)或空手道服,不是赤脚就是穿人字拖(如果是体育类的就是穿球鞋啦)
中国当然就是穿富中国特色的蝴蝶袖长裙(就是那种里三层外三层,穿起来麻烦得要死但是效果还蛮美那种),还有配上中国结,金步摇(装饰头发的),还有好像仙女那样的挂在手肘那里的轻飘飘的布;如果是打斗片的话好像都是肚兜外穿,裙子开叉开很高那种。
男生大部分都是穿好像要去打拳的那种衣服,要不然就是中山装,没穿鞋或穿帆布鞋。
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女生是可爱型,但是有点诡异,高贵那种(参考XXXHolic的侑子小姐),中国的则是飘逸,不食人间烟火,有点淡淡哀愁的。
男生其实没太大差别...
客家人有其极富魅力的风俗。客家保留的传统风俗,大多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客家融合和同化了一些土著少数民族,同时将其风俗吸收、融合于自己的风俗之中。又在与其他地区其他民系的交往中吸收了他们的良风美俗。加上客家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客家风俗传承和变异中,显得特别丰富多彩,万象纷呈。
尽管如此,客家风俗的基本内涵又具有一致性或相似性,故颇具凝聚力,把客家民系始终凝聚在一起。客家风俗反映着客家人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宗教信仰和其他各种社会生活事项。或是对神明及祖先的祭祀,或是节日的叙情、娱乐和竞技,或是繁多的禁忌、服饰、生产……客家人在风俗中表达着“慎终追远”的思亲之心、对先贤丰功伟绩的景仰、对民族正气的崇尚以及乡党联欢和亲友款叙之情的抒发。
随着时代的发展,客家风俗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有的现在仍传于民间,有些则过去曾在民间流行。其间,自有些带相当浓厚的迷信色彩,但作为风俗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仍有其文化和学术上的价值,唯需观者熟辨之耳。
一、客家人的节日、岁时习俗
客家人的岁时习俗大致上包括全国性的传统岁序节俗,地方性神明和杂神的崇拜。透过这些民间习俗,可以探索到客家民系文体的一些来源。
主要岁时节日:
1.春节:春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入年界到除夕为准备阶段;年初一到年初五为过年阶段;年初六
到元宵节为余兴阶段。较特别的活动有送年,打弹煤,蒸岁饭,食年酒,守岁,开大门,拜年,游乐活动等。
2.立春:即交春。此时民间一般备香案,烧香照烛,放鞭炮、高升炮,贴上"迎春接福","春临福至"等红笺,名为“接春”。
3.元宵节:正月十五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元宵节。元宵节吃元宵,玩灯,赏灯,猜灯谜。客家民间城市乡村到处点缀着各种花灯,十分美丽。汀州风俗元宵节前,做母亲的要送莲花灯给出嫁而未生孩子的女儿,灯谐“丁”音,取“送丁,添丁”之意。各地元宵节大同小异。
4.惊蛰:汀州民间有两种习俗与卫生有关。一是炒豆子,或在热水中煮连毛芋子,二是在橱脚桌脚,柱脚,墙脚等处撒一些石灰。两者都是为了灭虫。
5.春社,秋社:农村长期以来有在社日祭祀土地神,五谷神风俗。往往迎神,“撑社”打醮,祈求年成丰盛。
6.清明:客家扫墓习俗多从春分开始,清明达到高潮,延续到谷雨前后,约一个月左右。先醮众墓后醮家墓。立夏过后扫墓则称“祭野鬼”。
7.端午:客家普遍称为五月节。节日前几日,以竹叶包糯米做粽子,亲友互赠。节日主要内容是吃粽子,雄黄酒,龙舟赛,用“药把水”洗浴,以桃树枝挂门首以避邪等。
8.入伏:城乡许多人家熬“仙人冻”吃。
9.食新:即尝新米。一般是在小暑过后,逢卯日食新。乡下将新割的稻谷碾成米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人人一同吃尝新酒。城市一般买少量新米与老米同煮,加上新上市的蔬菜等。供品有苦瓜,丝瓜,茄子等。俗谓苦瓜保佑大家,丝家保佑全家老少,茄保佑老婆。
10.七月七:客家有关于“七夕乞巧”和“牛郎织女”的传说,但与此有关的习俗较少。民间有在屋外夜里坐观天象的活动。一些妇女有“姐妹会”。汀州民间有聚餐请先生的习俗。
11.中元节:也即鬼节。客家的中元节是在农历七月十四日。长汀俗称“七月节”或“七月半”十三十四吃荤,十五吃素。有蒸糕点“结缘”,“接太公太婆”,“烧包”,“烧夜香”等旧俗。汀城原有上刀梯的风俗。中元节迷信色彩较浓,今旧俗逐渐淡薄。
12.中秋:民间通称八月节。吃月饼,赏月等风俗大体各地相同。中秋之夜,民间尚有几种与月有关的习俗,近似巫术,如“伏花,啄月姑,跳担杆,旋水碗”等。
13.重阳节:客家人叫“九月节”。有的山村又叫“兜尾节”,认为它是一年中最后一个重要节日。乡间一般炸各种糕点,杀鸡鸭,城市则较简单加加餐。登高,饮菊花酒是传统习俗。
14.十月半:十月十五下元节,又叫完冬节。农村常做糍粑,米果,芋子包,豆腐之类食品,谓“做完冬”。有些地方有打醮祀神演戏之俗。
15.小年夜: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有“送灶君爷上天”之说。常用糖瓜祭灶,为求“把灶王爷的嘴抹甜了,在玉皇大帝面前多奏好事”。
是为客家一年中主要节日。
二、客家人的婚姻、喜庆风俗
客家人的婚姻礼俗受古时风尚影响较重,主要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客家人男婚女嫁讲究“明媒正娶”,客家社会正式的婚姻关系是一种“嫁娶婚”,招赘之风并不盛行。
客家社会虽不免亦存在重男轻女的成见,但总体上,男女关系还是较平等的。如,客家妇女与男子在家中同样力作。因此,女子在娘家时,与兄弟平等;出嫁时,
父母重视其婚嫁,夫家也必须按传统礼节,循规蹈矩,才
能娶得好媳妇。客家人的婚姻方式,都依照古制“六礼”。随着社会的变迁,虽有更改,但大致上还是参照旧制办理。六祀仪式:“说亲,送定,报日子和送聘金,盘嫁妆,接亲与送亲,拜堂与吃面碗鸡”。和古之"六礼"大同小异。婚礼仪式中,仍有闹房,圆房等旧俗。
新娘出嫁后第三天,娘家宴请女儿,女婿,谓之“请三朝”。这天,女儿不能在娘家住宿,一定得赶回夫家。有些乡间,娘家过几天请一些妇女亲友到女儿家中做客;或娘家请女儿回家做满月酒(结婚满月时)。男女亲家各择日期,设宴互请,谓“上门”,以求加强两亲家间的往来。
结婚宴请宾客,俗称“喜酒”,礼节甚为隆重,过去尤其如此。其中,女方到男家的客人叫“大客”;男方要在门前放鞭炮迎接,他们未到席,不能开宴。新郎要在母舅的首桌执壶,从母舅开始轮流斟酒。宾客按尊卑远近、长幼入席,外戚尊,本族卑。厅堂左上为首席,右为次,上坐老人,下陪客等等。
其他婚姻形式,如抱童养媳,赘婚,转亲,换亲,改嫁等。有些现正逐步少见,消失。
三、客家人的衣、食、住、行风俗
1、服饰
客家人服饰讲究朴素实用,宽敞简便。普遍喜穿素色,尤以蓝黑白色最为流行。质地多为粗布,漂蓝缎乌成衣,自织夏布做帐。也有用夏布做夏衣穿的。清朝时男女老幼几乎全部穿“侧襟衫”,长袖,直领,布扣,开襟由领口斜向右胁,里襟装袋。 裤是一律“大裆裤”,又宽又大,另接四五寸阔的腰头,腰不开口,多余部分折叠于肚前,以带系住。裤管又称裤脚,宽约0.3米。妇女衣服领边加滚饰,开襟、袖口、裤脚加花边等。清末上层社会的男子出外或会客多穿长衫,有时加马褂在长衫上面。农村女子普遍系着的一种围裙“掩腹”,其实可以掩胸,下摆宽
及两侧,上端缝花刺绣,另加“颈链”“腰链”和“牙牌”,
等银饰。姑娘梳辫,少妇盘髻。另外,小脚妇女还有穿绣花鞋,系罗帕的装束。农家妇女不缠脚,老妇也系罗帕。
民国时期,男子的侧襟衫逐渐淘汰,长衫马褂增多,后来出现中山装,在知识界开始盛行。劳动者则多穿对襟短衫的,俗称褂哩。妇女则仍保持侧襟衫为主,只有少数读了书的女性改穿旗袍戒蓝衣黑裙,衣袖明显缩短至掌根。读了书的男子多改着西式裤,用皮带或吊带,女裤则一直以大裆为主。鞋袜方面,清朝时多穿布鞋,是家族妇女自制的,妇女鞋加绣花,小脚女人的鞋尖而翘,长度仅14-15厘米。雨天多打赤脚;或木屐布鞋,长汀称“鞋屐”;或布鞋底加厚并涂以桐油。出远门或上山割草砍柴,穿稻草编的草鞋。到了民国,外地运进来的胶鞋,雨鞋,皮鞋,只有少数人穿用。一双雨鞋,往往全家人使用。袜子旧时用布缝制,清末开始有了纱织袜子。
清末民初上层社会男子戴有帽顶的礼生帽。普通男人戴棉线织的筒状爪子帽,后多改戴半球形羊毛帽。妇女冷天包罗帕,很少戴帽子。
2、饮食
客家人日常三餐,多数早晚食粥,昼边(中午)食干饭。农村早餐粥加杂粮。长汀称杂粮为“粗货”,过去常年是“粗货半年粮”,歉收之时则以杂粮为主,有时要食番薯渣充饥。麦子一向少种,故面条只作年节加餐或招待客人时用。有时春荒青黄不接之时,将刚收下的麦子磨成粗粉,做麦羹度日,50年代后则很少如此吃了。长汀,上杭,武平部分乡村有一种藏番薯,用盐水腌渍而成,风味独特。
家常便菜,腌菜干、萝卜干常年不断,配以时令青菜,苋菜,血蕨,白菜,芥菜,藜瓜,番瓠最为普遍。家家户户都能制作一些小菜,如生搓腌菜,生搓萝卜子,爽脆味美,富有地方特色。还有豆酱,豆腐乳等,是常见菜。
大米除做饭、粥外,还可做粉干,钵糕,笼床糈之类。粉干以洁白嫩细,柔软滑韧的特点闻名遐迩。还有糯米做的糍粑,大禾米做的米果,品种如糕、圆、冻、果之分,其味有甜,咸,碱之别。每逢喜庆之日,家家户户都有制备,敬神,饷客,馈赠亲友均宜,亦是农村年节传统食品。
风味小食有肉圆和灯盏糕等。肉类食品,烧大块、白斩鸡最为有名,是宴席中主菜。氽猪肉、干蒸猪肉是平时传统菜肴。
长汀家酿酒素有盛名,味纯香甜,度数低不易醉人,妇孺皆喜欢。酒娘更 是香甜可口,佐以蒸蛋,美不可言。饮茶多用碗,以解渴为主,有时用来作汤淘饭,常云“粗茶淡饭”。
对于甜,酸,苦,辣,汀州人并无偏好之癖。不少人爱吃炸的食品,认为香脆可口。煮菜偏咸,口味较重。
3、居住
客家房屋建筑的特征,多为厅堂厨房间阁四方式。以土木结构平房为主,蹭有上下厅,左右两摆横屋左右对称,前后左右各有天井。厅中央天子壁上必有神龛供奉祖宗,厅与厅之间有厢房。典型的前有坪,后有园,四扇大门,还有门楼。厅两侧房间为寝室,厅堂平日用餐会客,年节祭祀;横屋多用来做厨房、禾仓,放农具家具杂物。浴槽多在屋内,猪牛栏和厕所则在屋外。各种建筑,城关一般采用砖木结构,农村多为木架土墙,边远山村纯木建筑也不少。乡间还有“九厅十八井”的庞大建筑和修起高大围墙防寇的“土堡”建筑。畲民住屋多是竹篱茅舍。这种房子格式沿袭了1000多年,至今在农村仍很普遍,它便于家族聚居,便于兄弟分居。城区房屋原也以上下厅或三四厅平房为主,城中房屋或为祠堂,后来一部分门面演变成商店,长汀水东街的骑楼颇具南方城市的特色。
据中国民俗辞典载:福建西南部及广东广西北部传统客家住房样式为群体式院落住房,因客家长期聚族而居,帮成群体式。多为土木结构,外墙用厚达一米以上的夯土承重墙,与内部木构架相结合,并加若干与外墙垂直相交的隔墙。外墙下面一般不开窗,故形如堡垒。一种为大型院落,平面前方后圆,内部由中、左、右三部分组成。院落重叠,屋宇参差;一种为平面方形、矩形或圆形的砖楼与土楼,大者直径达70余米,用三层环形房屋相套,达300余间。外环房屋高四层,底层作厨房及杂间用,二层储藏粮食,三层以上住人。其他两环房屋仅高一层,中央建堂,供族人议事、婚丧典礼及其他活动之用。兄弟分居时,原则上平均分配,但长子不离灶,如有厕所则属于“满子”(最小的儿子),谷谚云:“长子座灶,满子座屎窖。
三、客家民间娱乐习俗
客家民间娱乐内容非常丰富,节日的主要有秧歌、龙舟竞渡、踩船灯,舞龙灯,舞狮,高脚师,迎花灯,踩马灯,打花鼓,九连环,茶灯,大刀舞,大成乐舞,道士舞,乐器会,演戏,十番音乐,提傀儡,放烟火,迎神赛会;平时的有唱山歌,唱小曲,弹琴,弹筝,拉二胡,吹笛子,下象棋,下六子棋,打纸牌,掷状元签,打麻将,养花,钓鱼等。如大埔客家“筝”的音乐
特点标志出中州,汉水的大古元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
格,并已具有一套基本的法则,使人想到客家音乐的奋发向上和不同流俗。
儿童玩的游戏有蹀羊蹀,捉迷藏,种芋子,种冬瓜,踢毽子,跳绳,踔踔子棋丢沙包,下跳棋等。
流传戏种主要有京戏,祁剧,南楚剧,木偶剧,汉剧,外江班,话剧等。1949年后,长汀又传入歌剧,越剧,采茶戏,黄梅戏等。
1、秧歌。顾名思义是插秧等劳动中唱的歌,所以,它最早是一种歌唱的形式,后来才出现了舞蹈和戏剧的表演形式。现在这三种形式和秧歌广泛流行于全国各地。有的地区将花鼓,采茶灯,旱船,竹马等民间舞蹈形式都泛称秧歌。也有的将高跷称为高跷秧歌,把一般的秧歌叫“地秧歌”。
2、狮舞。狮子舞的中国民间舞蹈宝库中闪亮的明珠,1000多年来,成为劳动人民最喜爱的舞蹈形式之一。流行于汀州一带的狮子舞在表演上有“文狮”和“武狮”两种形式。每年正月,舞狮表演者通常于城乡走家串户茯恭贺新春并献艺,表演后户主多以红包相赠,以示酬谢。“文狮”表演细腻,柔和而稳重,着重刻画狮子温驯而可爱的性格。“武狮”着重武功,技巧很高,主要表现狮子的威武雄壮、勇猛矫健。
3、龙舞。闹龙是祝愿一年吉祥如意的活动和联系亲友的良机。汀州制作的龙体一般染成青色、黄色两种,分别称“青龙”,“黄龙”。有的在耍龙灯的同时,施放烟火,爆竹,看去火花四射,只见龙在万点火花中滚进滚出,显得金光灿烂,再配以喧天鼓乐,造成热烈的节日气氛。
连城姑田元宵佳节游大龙是当地农民传统的,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文娱活动。在每年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举行。每条龙灯游一天一晚便焚化了。元宵节中堡村华、江两姓轮番出龙,至少有100板以上,称为主龙,龙头龙尾都配有神铳、大锣大鼓、十番乐队,可谓盛况空前。
4、灯舞。元宵节的活动,以灯舞最多,各地称呼不一,有称“耍灯”,有称“箅灯”,也有称“闹灯”或“花灯”。长汀的“踩马灯”以反映爱情为主要内容,由一男一女或一男二女对舞。此舞蹈具有古朴、轻松诙谐的特点。“马灯舞”表演者多为少年儿童,表演者置身于马灯中段,将灯用绳挂在肩上,演出时有4人或8人列队。
5、踩船灯。踩船灯一般多在春节,元宵节演出,各地的名称虽有所不同,但表现形式基本大同小异,如“跑旱船”,“荡旱船”,“打渔船”,“采莲船”,“花船灯”等。福建有些地区也叫“陆地行舟”,都是同一形式的“旱船”,只是在表现的内容和船形有所差异。
6、九连环。又称“霸王鞭”,“打莲湘”。表演形式多是且歌且舞,曲调大都是本地区的民歌,内容多为表现男女爱情。它既有两三个人的小表演唱形式,也有边打边走各种队形和摆各种画面的集体舞;亦有持霸王鞭者和拿扇子、竹板等道具者同舞。它深受青年和儿童的喜爱。
7、其他:如高跷,掷状元签,提线木偶,茶灯,大刀舞,大成乐舞,道士舞等,不再详述。
五、客家丧葬礼俗
比起其他礼俗,丧葬之俗来得更为庄严肃穆。客家人对于此,做得十分周到,甚至过于繁文缛节。葬务从厚,礼务从奢,丰其筵席,醉饱灵侧,鼓乐奠别等等。一些地方至今旧俗犹存。
病人临终之际,便将事先做好的"寿衣"给病人穿上,称"着寿衣"。过去有“上六下四”之说,即上身穿
六重衣服,下身穿四重裤子。
客家风俗重视送终。出门在外的千方百计赶回家,以求在临终前见最后一面,显得孝顺。人断气后,马上烧轿,焚纸,眷属、儿女悲哭成叫。是为“送终”。
报丧:病人断气后即刻报丧。孝子往外祖母舅家及亲伯叔家报丧,在门前或附近路口还出讣告。
摆孝堂:在遗体前挂白布,摆香桌,放灵位牌或遗像。早晚哭灵,登记亲友送来的礼物或“代烛”,帐布按序挂在孝堂两旁。
落枕:移动遗体,在厅堂地上铺一白布,将遗体放在上面,头新瓦,瓦上垫以布制三角枕,日夜派人守候;择日定时将遗体入棺叫“入材”。每天清晨和傍晚以及亲友来吊唁时,丧家女眷在帐内棺旁举哀。晚上亲友参加孝堂守灵,俗称“陪夜”。
发丧要择时,常在早晨。旧时在头一天要“闹丧”,通宵达旦,鼓乐喧天。发丧先举行祭奠,再起柩出殡。讲究排场,以显示儿女孝顺。
安葬:将灵柩放入墓地。墓地选择讲究“风水”。坟墓外观很似客家人的围龙屋,是客家人崇拜祖先的一种表现。埋葬后第三天,亲属穿孝衣到坟上哭拜祭奠,烧纸钱,谓“醮三朝”。
做七:人死后,每逢“七”日,要举行祭奠,俗称“做七”。一般只做“五七”。最后举行祭奠,焚化灵屋(纸屋),叫“完七”,以示丧事的结束。以后,周年举行祭礼,叫开小孝;三年举行祭礼,叫开大孝。开大孝时,门前、厅堂换上红联,一切恢复正常。
客家之俗,安葬若干年后(常为十年),挖开墓穴,将遗骸用炭火烘烤,按人体结构屈肢装入特制的陶瓮内,谓“检金”,然后重新安葬,这才是永久、真正的坟墓。
对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有一些特别的丧葬礼俗,如比较注重请僧道打醮念经,超度亡魂等。
六、客家人的信仰与禁忌
客家人的宗教信仰,除传统的佛教,道教之外,还有以后从西洋输入的基督教与天主教。此外,客家人崇拜祖先,信奉鬼神。而以信仰佛者居多。
1、佛教
佛教在南唐天成四年(929年)由惠宽大师传入长汀。宋乾德二年(964年)又有定光大师来长汀传
教。
以上两师在民间传说中,为民驱除贼寇,护城解围;为农民祈祷求雨免除旱灾;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除去虎害,众称惠宽为“伏虎祥师”。
2、道教
道教在客家地方之流行,与佛教可谓并行不悖。往昔医学幼稚,瘟疫猖獗,于是道士乃有建醮以祭祷瘟神之举。天花流行时则祭祷痘神,们瘟疫天花已千绝迹,但在乡间对安龙打醮、祈福、竖符、起土、安胎、驱邪、压煞以及以符水为人治病等项仍常有之。
3、天主教
清顺治年间(1653年)意大利教士艾儒略到长汀,在老古井传教。
4、基督教
清光绪十八年春(1892年)惠安周之德、陈秋卿等到长汀创教。
5、民间祭祀信仰的神明
客家人的寺庙,往往在主祀神之外,还有很多从神。从神也一同供奉在里面,充分表现出中国民间信仰的性质--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的色彩,而且大部分属于灵魂崇拜。客家地区民间地方神、乡土神主要信仰妈祖、三山国王及义民爷三种。长汀民间信奉神明不一定就是什么教徒,有些人见像就拜,不分什么教。仙佛同炉香在长汀是很普遍的,主要的有八仙,以吕洞宾为主,财神,阎王,玉皇大帝,文曲星(魁星),真君菩萨,门神,灶君,五谷大帝,释迦佛祖,西天诸佛,众菩萨等。
6、迎神赛会
客家城乡迎神赛会旧时很盛行,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中不断;每月初一十五,善男信女在家或上寺庙烧香照烛放鞭炮,以示敬仰。每年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城乡妇女纷纷携带香烛,粉面,糕点之类到各处寺庙“做会”,纪念“观世音菩萨”诞辰、成道和涅磐。家家户户在迎神赛会期间亲朋满座,每家要招待食宿。一部分群众乐而不厌,宁可平日节衣缩食,旨在祈求谷物丰收,人畜平安。
7、其他信仰与禁忌
客家民间还有关于天地日月,雷电风雨,时间方位等的信仰。对动植物和用器,如蛇,燕子,草蜢,扫把,灯盏等,也有不同的信仰。对人的一些行为,如踢脚趾、换牙、眼皮跳、做梦等,也有自己的解释方式。在占卜巫术方面,民间保留不不少用巫术治病的风俗。如“捉四眼”,“下惊”,“画符”,“问神”,“伏花”等。
真实的赵一荻确实很美,散发着自身气质的美丽,也展示着忠于爱情的美。爱情的世界里面并没有谁对谁错,年轻时候的赵一荻确实充满气质而且长相娇俏,但让张学良迷得神魂颠倒的,应该属于赵一荻对于张学良坚贞不渝的爱情,试问哪位女性肯在当时封建社会下面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人生?而赵一荻却做到了。
一、赵一荻确实很美,那是来自于家庭环境的气质美
历史上的赵一荻(赵四小姐)长得清秀且言行中透露着气质,在优越家境长大的赵一荻长得甜美也气质出众。1912年,赵一荻在香港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出生,从小就接受优良教育的她总比别人懂事,也比同年的孩子要稳重成熟更加有气质。
那一年的赵一荻才16岁,在这青春年华里面初遇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男人张学良。
二、赵一荻确实很美,那是对于爱情坚贞不渝的美
赵一荻确实长得很美,但她对张学良坚贞不渝的爱情更加美。1927年那一年她初遇到了他,而18岁那年的赵一荻,为了追逐张学良而换来了赵庆华在天津《大公报》上公开发布的“断绝关系”声明,试问在那个封建的社会里面,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可以让一个才18岁的女孩为了爱情选择背弃自己的家?
那些年,她明明可以活得很好,却为了没有名分的他陪伴知良久,直至对方到了台湾。张学良在溪口幽禁期间,赵一荻可有各种的理由选择离开或者逃离,可她选择为了张学良,放弃安稳的生活和抚养年幼孩子,选择陪伴那个无法给他名分的男人,什么才叫美?忠于爱情也是一种美。
往后余生,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相伴永久,赵一荻的美是放弃了自己成全了爱情。在长达72年的爱情里面,赵一荻从不在乎名分在张学良身边陪伴了30年多,能让张学良迷得神魂颠倒的,除了赵一荻的气质和美貌外,更多是她对他的坚持和爱。晚年的赵一荻曾在她出版的《新生命》书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简单的一句话,却真实地写出她心灵上的对爱情的重视,这是她不惜一切代价追随张学良的见证。
真实的赵一荻确实漂亮且充满气质,但让张学良神魂颠倒的是她对爱情的坚持,是她对他一生的守候;爱情里面没有谁对谁错,但这不惜代价追随的爱情的赵一荻在张学良心里面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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