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旗袍中钱鹏飞的身份被没被发现?
• 2、谁给我讲讲里关萍露的原型人物和她的事迹？
• 3、李香兰是谁
• 4、民国女土匪临刑绝命照，为何身穿丝绸旗袍像贵妇？
• 5、求个鬼故事

旗袍中钱鹏飞的身份被没被发现?

没有被揭穿。丁默群叫曹敏芝将留声机搬到了钱鹏飞家，曹敏芝将闯进屋里看到情形讲给了丁默群听，这次丁默群更加怀疑。随后丁默群让曹敏芝给他家带去一位保姆，佣人叫杨妈，是丁默群花钱雇来打探情报的。为了不让丁默群起疑心，他只好留下了这个保姆，他们要将假夫妻扮演的天衣无缝。

杨妈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丁默群，丁默群叫杨妈把一个微型录音机放到钱鹏飞的卧室，钱鹏飞去和老宋接头。由于清乡运动的失败，山口准备在上海举办第二次军事会议。钱鹏飞回到家里发觉这个杨妈不对劲儿，晚上睡的早了很多，他开始在屋里翻起东西来，最终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录音被拿到丁默群那儿，里面放的都是男女床上之事儿，他气呼呼地走了，曹敏芝将录音机摔在地上。

这个电视剧后面还有很多，关萍露吃了特别多的苦。她在最后一次偷情报的时候被发现了。她逃到了他父亲的戏班子。后面关萍露真的很惨，被国民党在舆论上刻画成一个大汉奸，搞臭了她，为人们所不齿，而且她也被国民党通缉，她的父亲后来也自杀了。

不过最后丁默群被关萍露和钱鹏飞杀死了，他们共同去了延安，继续新的旗袍计划。

你可以上这个网站看分集介绍，你也可以上网在线观看这个电视剧了解具体情况。

谁给我讲讲里关萍露的原型人物和她的事迹？

《旗袍》关萍露原型黄慕兰 《旗袍》陆续在全面地面台开播，收视率居高不下，该剧的原型之一黄慕兰老人，104岁高龄的她至今还生活在杭州。杭州某小区，一条狭长的街道，通往一栋普通的居民楼。连邻居们也不知道，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的传奇湘女的老地下党员黄慕兰，现在就和两位保姆在此“隐居”。这位曾因出色的情报工作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的“女间谍”，今年已经104岁。 《旗袍》在剧本创作初期时，也对黄慕兰的传奇经历进行了深刻研究，把她的特工生涯经过艺术塑造后，才有了关萍露这样出色的角色，《旗袍》一剧正是意在歌颂和赞扬中共地下党员的英雄本色。

　电视剧《旗袍》中的关萍露，她智勇双全，用年轻的生命做赌注，她从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学生，成长为临危不乱、忍辱负重的中共优秀谍战人员；她深爱自己的男友，甚至为了他深入虎穴，却被男友误认为是卖国求荣的女人，几次三番要除掉她；面对男友对革命的背叛，她毅然将其带到当年他们歃血为盟的地方亲手枪杀了他…… 根据黄慕兰老人等多位红色女特工改编的关萍露，她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是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她也有属于她的柔情。但在这柔情的外衣下，关萍露必须做到的是忍辱负重，奉献青春与生命，谱成一典红色的生命之歌。如此精彩的谍战人生，也造就了现在《旗袍》的收视率为何会这么高的原因了。

　 如今的黄慕兰老人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完全看不出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当年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杀汉奸，救周总理性命的女英雄。104岁的黄老现在依旧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最大的爱好是照相，与她合影时，她先会捋平衣角，整理好头发，然后会强有力地握住你的手，并且露出灿烂的笑容。 当问起她是否会看《旗袍》的时候，黄慕兰老人高兴地说，肯定会看，可以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风采，是一件很激动的事情！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作为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差不多一个世纪，所接触的知名人士，所亲历的重大事件，足令后人喟叹。黄慕兰 - 人物简介

20世纪3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的黄慕兰。周南中学校友会 供图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出身于湘中名门，父亲曾任长沙岳麓书院主任教习，是谭嗣同、黄兴、蔡锷的儿子等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黄定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 黄慕兰天生丽质，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这位不到20岁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工作有魄力，活动能力很强。黄慕兰在武汉工作时，在武汉三镇很有名。她认识许多社会各界上层人士，特别是妇女界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宋庆龄等，黄慕兰与她们都有过工作关系，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一些单身男子常常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 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几位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作品。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写《蚀》借鉴过黄慕兰。一次黄慕兰到茅盾家作客，茅盾开玩笑说“听说你改了名字叫黄定慧了，为什么取了个尼姑的名字？”黄马上反正击道：“你胆敢取笑我，我还要找你算帐呢！你说，你为什么拿我做模特儿？人家都说《蚀》三部曲中的几个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 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以一个令人瞩目的大美女形象出现，周旋于旧上海的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演绎了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传奇。[1]黄慕兰 - 人物经历

1907年，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字淑仪）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12岁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周南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北伐前夕，黄慕兰逃婚后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19岁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有魄力，在武汉三镇很出名。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追求。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据说茅盾写《蚀》也借鉴过她的故事。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国共分裂之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 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日久生情，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陈毅曾写有悼念其牺牲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1931年1月，党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委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2] 黄慕兰 - 智救关向应

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闸北他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

幸好关向应被捕时，当时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正在汉口，对之并不知晓。4月21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都逐个指认了出来，当时在狱中的恽代英就是被他指认出来而牺牲的。

营救迫在眉睫，情况非常危急。周恩来找到黄慕兰，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黄慕兰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师、她的密友陈志皋提出，要求会会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这个陈其寿可不简单，他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当见到黄淑仪后，陈其寿对她很有好感，主动提出要收她为“过房女儿”，并要她担任自己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

随着交往的加深，黄淑仪取得了陈其寿的信任，于是陈志皋便向父亲提出了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了进去，现关在龙华监狱，是否能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很爽快地答应帮忙。

数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到陈家吃饭，同时将黄淑仪也叫了来。就在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在介绍黄淑仪的身份时，称她为自己的“过房女儿”。典狱长将放人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

但此后，关向应却迟迟未能被放出。这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发的叛变。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招出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虽说有惊无险，但周恩来担心夜长梦多，再次要黄淑仪加紧办理。黄淑仪只好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委婉地催促此事。

听说自己干女儿的事迟迟拖着未办，陈其寿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来质问，典狱长说是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非常了解此人爱好，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于是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营救成功后，欣喜不已的黄淑仪和陈志皋一道，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后任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120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等职。

　

1931年，黄慕兰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解放前夕，她还在上海组建过渡性统战组织“牛尾聚餐会”，这个组织曾争取与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反正，可惜没有成功。　

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建国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里弄居民工作，当她因党籍问题去找当年暗恋自己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求助时，却被他一顿奚落。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出狱后又多次上诉，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0年，在老战友邓颖超的帮助下，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她著有《黄慕兰自传》，记述了党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黄慕兰 - 密报向忠发叛变

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黄定慧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与热恋之中的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进行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 黄慕兰 - 感情生活

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她的第一次婚姻，由父亲包办配给了她父亲朋友的儿子，这个人又吃又喝又赌又嫖，她很痛苦，结婚一年不到就逃出来了。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的共产党员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黄淑仪与宛希俨于1927年“三八妇女节”登报结婚。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象宋庆龄、柳亚子全部到场，那年19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国共分裂后，她就开始转为地下，去了江西南昌当交通员。不久，生了个儿子，儿子生出来刚三天，黄慕兰还在医院里，丈夫就上山打游击了，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暴动时牺牲，她把儿子送到男家，前往上海。 1928年底，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周恩来、康生、陈赓、潘汉年、李强的领导下工作。黄慕兰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很快便产生革命情谊，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结婚。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央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牺牲。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 《黄慕兰自传》记载：1930年6月的一个下午，她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曹谈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说此人是湖北人，60岁左右，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9个指头，是悬赏10万元才抓到的。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闯进了她的脑海里：这个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这个人要是叛变就不得了！ 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黄慕兰 - 建国后的生活

黄定慧老人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黄陈二人均未获工作安排，黄曾去找当年的同事——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却被他一顿奚落。其实饶乃是由爱生恨，现在当然要看黄的笑话。当时为打破经济封锁，决定派一批人去国外搞贸易，陈积极要求前往，实则他与初恋情人已在外同居，至此恰好可以一走了之。黄无可奈何，只好希望陈继续为党做贡献。陈表示国内一切由黄处理，并决不离婚。陈此去再也没有回来，给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 黄此后结束了通易公司，参加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居委会工作和救济总会的工作。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63年，宣判她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同年被和宛希俨的长子接出监狱。黄的老同事吴德峰、阿英支持她上诉，期间陈从海外托人带信要黄去香港，黄未去。67年，黄再次被押入秦城，75年释放，黄表示要继续上诉，一直没有结果，连在地下工作时指导过她的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无能为力，不能过问。直到1980年，得蒙邓颖超召见，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黄慕兰 - 评价

黄慕兰虽然出身名门小姐，但是没有丝毫豪门小姐的娇弱，而是一个有主见、敢作为、大胆泼辣的奇女子，特别是在中央特科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成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是在感情问题上能够服从大局，为了工作需要，放弃自己真爱的男人，而与陈志皋结婚，这种牺牲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才皆可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黄慕兰做到了，她奇就奇在这里。中共特科元勋陈赓大将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周恩来称黄慕兰为“我党百科全书”

李香兰是谁

这首歌原作是日本的玉置浩二

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

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

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她

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

“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

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民国女土匪临刑绝命照，为何身穿丝绸旗袍像贵妇？

民国时期是土匪最为盛行，战争频发整个国家都处在战乱危难之中，人民饱受疾苦，民不聊生，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本以为国家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又起了内讧，土匪开始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国家就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兵力采取大规模的剿匪行动。

一般来说我们一提到土匪大多想到的都是那些大老爷们，糙汉子，很少能听到说女土匪的，但其实女土匪比男土匪更有血性，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比男人还血性的东北女土匪，你一定想不到，临死前枪毙她的时候他竟穿这丝绸旗袍画着精致的妆容，好似一个贵妇，神气十足，对着执行枪决的地战士就喊：“尽管来，我不怕死。”

这个女土匪名叫张淑珍，绰号“驼龙”，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并且家境贫寒，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拐骗到了妓院，在里面做妓女，后来被一个叫“大龙”的土匪看上了，就替她赎了身，并带到了土匪窝，做压寨夫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土匪窝里呆久了，她渐渐的也变得很野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之后跟着大龙练习骑马、射箭、舞刀弄枪，她学习能力很强，不久就成了寨子里有名的二当家，手下管理着近千人的土匪兵。

国家大力剿匪行动最先锁定的就是这些山窝里的大土匪头头，当时张作霖带着部队去剿匪，大龙不幸被打死，她带着剩下的兄弟们逃跑，大龙死后她就理所应当的成了大当家的，但当时的剿匪力度极大，她不得已又回到了妓院，但张作霖一直都没放弃抓她，多次排查摸索，终于打探到了她的消息，知道她躲藏在妓院里为了不打草惊蛇，也怕伤及到无辜的人，就派了一名特务经过乔装打扮去跟她接头，绰号“老白龙”两人见到面后“老白龙”乘其不备亮出身份，将其擒拿，知道自己已没有了退路，张淑珍只轻描淡写的说了句：“我不跑，换件衣裳”。

张淑珍被捕后，关押在长春的军法处，后来张作霖想把张淑珍押往八面城，但军法处觉得不能放虎归山，当机立断临时处死张淑珍，并拍下临刑前的照片送往张作霖的府上，只见照片中的张淑珍，身上穿这紫底白花的丝绸旗袍，头上戴着黑色绒帽，化着精致的妆容，气质高贵，就像一个贵妇一样站在那里。

求个鬼故事

在1983年的一个深夜，有一个人从故宫珍宝馆附近的夹墙走过，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对打着宫灯的人，他想这个年代都用手电筒阿，谁还用宫灯呢，难道是。。。。可又一想党教导我们世界上是没有鬼神的，肯定是眼花了，或者什么自然现象，于是就想上前看看，可怎么追也追不上那队打着宫灯的人，不过远远的看去，的确是穿着清朝的旗袍的宫女，打着眀纱的宫灯整齐的走着。这下可把他吓坏了，瘫坐在地上，也不敢追了，直到灯光看不见了，才从另一条道一步一步地挪回家了。

还记得小时候故宫曾经发生过一起盗宝案，嫌疑人在闭馆之前藏到了珍宝馆对面洗手间之间的夹缝里，到了工作人员下班以后就出来，先进了珍宝馆然后是钟宝馆，偷了不少东西，可没走多远就被巡查人员发现了，发现的过程也挺离奇的，本来那个巡查人员没想抬头看，可心里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有人在拿我的东西，他就在墙上，这个感觉一直在心头环绕，于是他就用手电往墙上照，真的发现了那个嫌疑人。他也吓坏了，半夜故宫的一个墙头上出现一个人影，于是他就大叫了出来，大家都用手电照了过去，就看见那个身影跳下了墙，于是就报了警，后来听说武警和警察就封锁了故宫，城墙周围布满了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还有抓捕的，后来那个嫌疑人就从城墙上的一个地方跳了下来，居然没有摔死，被松树卸掉了不少的引力，摔伤了腿，被抓获了。

在讲一个，紫禁城里有专门的巡夜的，也有专门的消防队住扎在里边，我小的时候经常去消防队里边玩，当然是被人家轰出来了；寒~~~狗狗好不招人喜欢~~呵呵~~

那是一个夏天，有几个消防队的在储秀宫做完消防演练就睡在了储秀宫，夏天热也不用被子就铺个席子在殿里边睡了，深夜凌晨2点多一个队员被凌晨的凉风吹醒了，迷迷糊糊的睁开眼一看，哇~~我怎么睡在了殿门外的走廊里了，明明是睡在里边的，可把他吓坏了，但是毕竟是当兵的，战战兢兢的把席子一抱又回到殿里睡了，早上醒来发现又被抬到了廊子下边，他就对其他的队员说：不要闹了，你们折腾我不够么？训练都累散架了，还有心思折腾我。其他队员说，不是我们抬你出去的，早上醒来就看见你睡在了外边。是不是你梦游阿，可是在队里睡觉你没这个毛病啊，奇怪。他们决定搞清楚这件事，每次在储秀宫巡逻完以后就都歇在那里，可每次那个战士总是半夜里被抬出来，睡在廊下，大家真的害怕了，就不敢再储秀宫睡了，可为什么别的战士没有被抬出来呢，我想可能是那个被抬出来的战士阳气弱，巡逻训练完又累正是自身最弱的时候，容易被那个东西戏弄。呵呵~~

以前老妈在故宫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听里面的保安说的亲身经历：两个保安晚上一起职夜班，一个去上厕所。厕所距离他们睡觉的地方有一段距离，那个人刚进去关上门，就听见有人敲门，他问：“谁呀！？”然后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开门。”他打开门之后没看见人，就想继续上厕所，没想到又有敲门声，还是那个低沉的声音说：“开门。”他一下子就被吓到了，赶快跑回睡觉的地方，心里还在想是不是另外的那个人在戏弄他。回去发现那个人还在睡着，睡觉的姿势都没有变，果然第二天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往后夜里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了！

以前总是听说从圆明园到香山的333路车出怪事，现在333路好象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年前一个哥们儿说的了，那时候还有333路呢。他有一次在香山那等车，因为是始发站人不少，尤其有些上山锻炼的大爷大妈。然而有辆车停在那，没几个人上，似乎都还在等。他就上去了，他上去之前，旁边一大爷还拉了他一下。他上去就坐在*近前门的位置，这时候发现对面一人脑门上冒着汗，还好象有点抖。他就看着那人，那人指指司机，小声说：“司机，没腿！”

他想这不扯蛋么？司机没腿怎么开车啊？他从旁边看了看，确实没看见司机的腿，他就有点紧张了，然后没等车发动就下来了。

一会儿，那车就开走了。车上大概有三、四个人。

他旁边那大爷说：“小伙子，亏了你下来了啊！”

等他坐的车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大概在万安公墓什么的（我没记清楚），就看前前面那车停在那，一个人也没有。（北京香山附近的确有个万安公墓）

这是一MM讲的。

她有一次和他的BF还有几个朋友去天坛玩。就在祈年殿门口下面的那一圈，她给BF和另外几个朋友拍照，当时是下午三、四点钟，夕阳正好。她突然发现几个人都有影子，而不远处一个老人，却没有！听说鬼是没有影子的嘛！可是鬼又不会白天出来。拍完之后她拉着BF的手小声说：“你拍的时候看看那边那大爷，他好象没影子。”

BF给他们几个拍照。等拍过之后，BF也有点紧张，过来告诉她：“不是没有，我看见，别人都一个影子，他有三个好象，又不太清楚，我把他拍进来了。”

后来照片洗出来了，应该拍有那老人那张，却没有那老人。

我晚上去午门的时候，都是有卫兵在那里把守的.所以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恐怖.

不过都是说故宫那里很阴的.

有一次,北京下大雪的晚上,我开车去了午门,好静的.我躺在车里看午门的学景.听落雪的声音~~嘿嘿!好美的.

我是去过很多次午门，下雨打雷的时候，我也去过,但是没看到什么.

我到是听说,在北海不是有很多人钓鱼吗.有一次几个人去钓鱼,变天了眼看天要下雨了,大家就赶紧收雨具,这时候雨就下来了，他们就到路边的一个零食店的小棚子躲雨.有一个人比较慢.先去避雨的人就看见那个人蹲在地上收拾东西,他后面多出一个女人!好象还在跟他说话!再仔细一看，那女的就没有了.等那个进了棚子,大家就问他 ,刚才你后面站了一个女人?

他就说,是啊，我觉得后面有一个女人说话,听不清,我一回头,根本没有人.

她根本就不是人~~~~~~~~~~~~~

补充一个：不是亲身经历，是听来的。

我是外地人。有一个大学同学是北京人，他有一个高中同学，其母亲是故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是有一天故宫闭馆之后，有一位年龄较大的人在巡逻。正走着，发觉前边一个胡同里，有一位挽着发髻，穿着旗袍的中年妇女。唉，他就心里纳闷，怎么还有人呀？想上前问个究竟。那个女人冲她一笑，转身走进了身后的墙里边。大家请注意，是墙里边，而不是门里边。那老人当即吓得掉头就走，去找他的工作伙伴。找到之后，就把这事说了。没想到，没过几天，这位老兄就仙逝了。也许，真的是到了大限，阳气低，才看得见吧。

我曾经听朋友说过，在很早之前，可能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北京电影电影制片厂的剧组在故宫拍夜戏，12点钟还没拍完。演员都觉得害怕，想走，可是导演不让。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着拍，可就在这个时候，墙上出现了一排穿着宫女衣服的人影，还不时传来女人的哭声。整个剧组是落荒而逃，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去收拾的东西。现在想想都有些害怕！颐和园的事我听人说过一次 说是夜里看昆明湖有一双一双手扒着岸边据说是慈嬉杀死的宫女都仍进了湖里。不知道有没有这事。 还有什刹海 老有小孩游泳淹死 那的老人都说是去伺候李大总管了。第一次去故宫的时候，把故宫所有开放的地方都走了一圈，后宫好多地方都阴森森的，特别是有的院子，去的游人很少，一排排的宫灯和大水缸。那些没开放的院子我也爬在门逢里往里看，荒草丛生，很凄凉的样子。还有那个什么珍妃井，井口那么小，都不知道怎么能塞下人的。

后来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几个同事聊天，说那天大家带着DV夜探故宫，说着说着就开始讲故宫的鬼故事，其中有一个，说是故宫里专门陈列后宫姘妃用的首饰什么的，到了晚上老能听见指甲抓玻璃和铁丝的声音，并且很嘈杂的声音说：“我的。。我的。。。”

我知道鼓楼那个钟楼里，我有一个同学冬天走在那附近的时候，遇上了鬼打墙，他从大街上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了那个楼里，后来被一个巡楼的老大爷发现救了他，它发生事情的时候是下午5点多。。。

第一件,在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我家的老房子在皇城根儿,五四大街往北,景山东街后面一带,都是至少几十年没有拆迁过的平房大杂院,以前宫里下人住的那种.有一天父亲晚归,我妈哄我先睡.五岁的孩子应当是睡得很沉的,但我那天中途被父亲开灯的动静吵醒了,就揉着眼睛翻身爬起来. 我家的床是对着里屋的屋门的,屋里开着灯,父亲已走近床边,正站着说话,但我看到里屋门槛上还站着另外一个人,个子极矮,跟我当时差不多高,脸上象京剧脸谱般花,具体是什么花样记不住了,反正就是一个面目鲜艳丑陋的小人儿. 我起初还揉着眼问父亲:那门口儿的是谁呀?但没人回答我.我不依不饶地问了三四次,父亲和母亲才回过头来注意我. 后来的事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父亲用枕头往门槛上扔,好象还扔了其他东西,意在把那个小人儿赶走.再然后我就记得灯黑了,啥也看不见了,我就睡觉了. 这件事在我记忆里一直存在,但我很怀疑它是不是一场梦,所以从未对父母提过.直到大约三五年前,一次我与母亲闲聊,随意说:我这辈子从未遇到过鬼.母亲忽然回答:胡说,那年在景山,晚上你不是见过了吗? 我张口结舌,反问她:那天晚上的事情,不是我的梦吗? 怎么会是梦?不是见了一个小鬼儿吗? 第二件,仍然是在老房子里.那时候我已不在此地居住,我妹住着.有天她放工较早,在家中午睡,忽然梦到天阴落雨,有猫在天窗上掠过,窗上映出不知何物的深黑影子,门扇上隐约有搔爬之声.她又梦见我也在大床上跟她一起睡觉,此时惊醒告诉她千万不要开门,但为时已晚,门自动打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那个女人穿着三十年代的厚胶布深色雨衣,抬起头露出一张水淋淋的苍白的脸,看相貌有二十六七,表情幽怨一语不发,只是拼命想上床.我妹梦到我在内侧大声说:用唾沫啐她!大声骂她!于是她如法炮制,拼命向这个女人吐口水.忽然一阵雷声滚滚,她一个激灵,醒了,发现还是太平盛世朗朗乾坤,一身的汗才算退了下去. 老北京旧宅太多,难说哪里便有深怨旧仇.但经历者往往也并不害怕,说出来大家啧啧称奇便罢. 第三件,我一个小同事,借住了一个同学在劲松的房子,房是平房, 他搬进去一星期以后,开始隔三岔五做梦,梦见有一个老人站在他床边,让他把自己女儿的尸体还给他.起初梦里只有这老人在床边讨债,后来渐渐梦得更详细,甚至可以脱离自己的身躯悬在半空中,看清房间里的一切情况.这时候他便知道,那老人的女儿确实死在自己房间中,她的尸体在他床的另外一侧地上. 这个梦做到第二个星期的时候,我的小同事虽然血气方刚身无长物,也开始有些不安,给我讲了问我怎么办,我抓挠半晌,建议:你还是搬走吧. 他嘴上说,不搬,省钱!但过了不到一个月还是搬走了,自此,便再没听他提到过那个讨要尸体的怪梦.

讲一个曾经听说的故事：劲松鬼楼 说相声的姜昆、李文华你一定认识吧！他们俩都住在这个小区里，只不过姜昆家远些，已出了劲松东口，而李老家仅与我家隔三座楼，那是一座五层高的普通红砖居民楼。 84年左右北京发生了件大事，当时人们、尤其是住在劲松附近的，个个都是人心惶惶的。大家都在传说李文华家后面那楼闹鬼，每当天黑，一进那个楼门，就能听到凄惨的哭声，在你耳边萦绕，并可以看到周围鬼火闪烁，而楼道里的照明灯也忽明忽暗，足已吓破人胆。而到了夜深人静家家进入梦香时，门外却热闹非凡，聊天儿的、搬东西的、打架的、骂孩子的声音都清清楚楚，但当人们打开房门，声音骤停，只留下探头观看的邻居面面相觑。 当时那座楼是新建不久的，搬进去的住户只有一半左右，发生了这件事，楼里的住家又纷纷搬走了，只剩下空楼。奇怪的是人搬走了，鬼好象也跟着走了，整个空楼安安静静的。于是有些实在没房住的人家又悄悄搬回来了，开始几天平安无事，直到那天，有一个老太太晚饭后溜弯回来，上了楼梯看到有个披着长发的女人在自家门前站着，老太太纳闷，不认识呀，便问那个背对自己的女人找谁。问了二遍，也没有回应，老太太便一边叫屋里老伴和儿子的名字，一边上前拉她一把，想把她推到一边自己进屋去。 女人被拉了一下就慢慢地转过身来，就着楼道昏暗的灯光，老太太看见了她的正面，吓叫一声痪在地上晕过去了。她的家人听见叫声来开门，看见母亲不醒人事的躺在地上，马上把她送到医院抢救。老太太醒了以后还吓得混身哆嗦，断断续续地说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那个女人转过身子，老太太看见她的那一面也是个长发披肩的背影！可怜这个老太太被吓得不能下床了，还整天疑神疑鬼，絮絮叨叨不知所云，最后只好被送回乡下老家休养。 从那以后，此楼鬼闹得更凶了，这件事也被喧染得无人不晓，很不利于正在进行的劲松住宅小区改造工程，于是政府出面调查此事，多名各种领域的学者、科学家深入研究，并公开在《北京晚报》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辟谣，鼓励住户再搬回来，同时派遣警力守卫此楼。记得当时报纸上讲，鬼火是因为磷在空气中燃烧，鬼哭是因为楼道里的共振造成的，反正一切的怪现象都有个合理或不合理的解译。但广大市民对此均抱有怀疑态度，甚至几户居民合资请来阴阳先生来做法，场面搞得很大，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些效果的，此楼的鬼事倒是越来越少了。 曾经听说过，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传言很奇。

大家知道北新桥的故事吗？我姥姥在我小时候给我讲的，说是北新桥有一口井，井里垂着一条大铁链，但是怎么往外拔都拔不到头，而且拔的越多就能听到井里面传出吼吼的声音。我姥姥说那井里锁着一条龙，那口井就是一个海眼，镇住龙的，她还说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去试过，后来听到井里面的声音就不敢再试了。好象去年北京拆北新桥时还发现了一口井，很多专家都在讨论是不是那口传说中的井呢，我连续关注了好几天关于这口井的新闻，基本上都报道了关于这口井的传说。可惜后来专家说发现的这口井不是传说中的那口。

北新桥的锁龙井据我所知有两种传说。 一是明朝燕王朱康迁都北京 刘伯温奉旨修建了“八臂哪吒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区原来住在苦海幽州（北京以前叫幽州）的一条龙因为刘伯温修城占了它的老窝，于是发大水要淹北京。最后被朱康的副军师姚广孝治服（据说还有岳飞的帮助？）锁在了现在北新桥的一个海眼（井）里 并且说等桥旧了有了桥翅 就是你的出头之日。可从那时起北新桥就从来没修过桥翅。 还有一种说法是清乾隆年间北京城有一条恶龙在北新桥做怪。把井水都变成了苦水。当时的大学士刘庸决心收服恶龙。管一个要饭的要了一个破碗和一条破裤腰带（据说那个要饭的是济公？？）到了北新桥后。刘庸把裤带系在碗上。从桥上把碗一扔。就把恶龙罩在里面出不来了。恶龙当然不甘心。 就对刘庸说，等这座桥旧了塌了我还会出来做恶的。 刘庸当时灵机一动 把当时的“北心桥”该成了现在的“北新桥”

先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 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是原来的恭王府,这没错吧?里面有个什么西什么园,不记得了.附中的同学从宿舍到教学楼要经过那里.那一年这个同学还在附中读书,有一天晚上.她和同学经过那个地方,突然看见路边有个穿黑色衣服还有裙子的女人,头发很长.当时她也没有在意.和同学继续走着,那个女人与她擦肩而过.很轻盈的样子.似乎是飘过去的.两个女孩觉得这人真奇怪,怎么这么冷的天还穿裙子,就回头去看.那个女的站在了路灯下..她们突然发现.那女人没有影子... 还有也是关于这个什么园的..啊呀真的把名字忘了..我同学的同学(不是前面那个哈)在附中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心情不好,在那个园子门口哭了一场(还是莫名其妙在那里哭了?)结果每天夜里都觉得有人要掐她脖子,并且开始撒癔症,说自己是什么格格.连走路都是宫廷里的那种满族特色的走路法....医生说是癔病.就休学了一年.去了很多医院,都治不好.后来她妈妈听了别人的指点,说那个园子里有个格格是上吊死的.于是特地去那个园子烧了香,结果那女孩的病就好了...

我1999年夏天曾经和老公一起去过故宫。 因为自己知道一点历史故事，所以和老公两个人远离人群，到处乱钻，去找那些有故事的地方。 后来转到一个冷冷清清的展馆，里面挂着很多画轴。那个展馆和它所在的院子，居然一个工作人员和游客也没有。也不卖门票。而里面展出的，可是国宝级的东东。——不过这是后来偶才想到的问题。 偶其实一进那个院子就身上发凉，进到那间展馆以后更是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偶可以发誓，偶老公是胆子极大的人，但是这间展馆他才走了不到二十米，脸色就有点不大好看。 偶早就腿肚子抽筋，提出立马走人。 老公二话没说，拨腿就走。

北京有个著名的饭店叫丽都饭店，86年的时候就是4星饭店了。到现在还是很火，由于它的带动周围形成了一个丽都商圈，什么住宅呀饭店呀都跟着火的不行，明星住这里的特别的多，那里的地盘都事风水宝地，地价贵的要死。于是几年前一个日本财团在丽都饭店的侧后方就500米不到的地方盖了另外一个豪华的酒店取名叫“新万寿”。本来觉得肯定盖了丽都了，可是没有想到怪事连连发生。 首先是当初日本人买地的时候贿赂了一个当时管事的政府部门的人，那人把地价的底价提前报给了日本人，结果让日本人以不能置信的底价买了下来。国家损失惨重。后来这个领导被人举报，枪毙了。当时还上了电视新闻和报纸，挺轰动的。这件事给当时新饭店的营业带来了阴影。但是日本人不信邪，给饭店取了个万寿无疆的好名字“新万寿”，希望饭店可以长长久久生意兴隆。可是，从开始生意就非常不好，打广告，搞活动，减价就是不行。旁边那些硬件软件都不如它的饭店却是成天爆满。从它外面经过总是看不见多少客房的灯光。挺搞得一个大楼，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日本人还是挺着，直到有一天有个女客人突然在夜里跑出来到大堂说，有人瞧她的门，但是开门后看根本就没有人。这种情况出现几次了。工作人员看监视录像根本就没有人。怀疑她听错了，可是那女客人坚持没有听错，就是有人，无奈就搬走了。后来这个饭店老是接到客人投诉有人敲门，但是看不到人。最后莲打扫房间的都听到一到晚上就有人敲门。一层一层的敲。大家都说事饭店的名字不好，有个寿字，反正听着别扭，有点像给死人做祭奠的感觉。 后来日本人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可是丽都商圈还是那么火，李嘉诚当然有眼光了，觉得捡了个大便宜，立刻买下，成为他著名的海逸连锁酒店的一员。结果生意还是不好，根本没有起色。我这次回国看到这个饭店又改名字了，看来是又换主人了。不知道这次那个敲门的，还在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