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等所著《赛金花本事》:对清末民初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名妓赛金花是这样描述的——“就说我吧,除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替换。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上海《时报》:“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此等妖服,始行于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妓女之时下流行恶习。妖服冶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
张爱玲对服装的描述:“黄的宽袍大袖,嘈切的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桃红的边,青灰长裙,淡黄玳瑁眼镜;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苹果绿色的绣花袄裤”;“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的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漂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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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记》是传奇作家张爱玲女士的一篇美文。作者用她从容淡然的笔墨在短短的千字文中将辛亥革命前后的百年服饰演变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巧妙地讲述着她对服饰的独特见解。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着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份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人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
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份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
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由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是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青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去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一身蓝色的翠烟衫,散花水雾绿草百褶裙,身披淡蓝色的翠水薄烟纱,肩若削成腰若约素,肌若凝脂气若幽兰。折纤腰以微步,呈皓腕于轻纱。眸含春水清波流盼,头上倭堕髻斜插一根镂空金簪,缀着点点紫玉,流苏洒在青丝上。香娇玉嫩秀靥艳比花娇,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一颦一笑动人心魂。寐含春水脸如凝脂,白色茉莉烟罗软纱,逶迤白色拖地烟笼梅花百水裙,身系软烟罗,还真有点粉腻酥融娇欲滴的味道。
乌黑如泉的长发在雪白的指间滑动,一络络的盘成发髻,玉钗松松簪起,再插上一枝金步摇,长长的珠饰颤颤垂下,在鬓间摇曳,眉不描而黛,肤无需敷粉便白腻如脂,唇绛一抿,嫣如丹果,珊瑚链与红玉镯在腕间比划着,最后绯红的珠链戴上皓腕,白的如雪,红的如火,慑人目的鲜艳,明黄色的罗裙着身,翠色的丝带腰间一系,顿显那袅娜的身段,镜前徘徊,万种风情尽生。
一身白色的拖地长裙,宽大的衣摆上绣着粉色的花纹,臂上挽迤着丈许来长的烟罗紫轻绡。芊芊细腰,用一条紫色镶着翡翠织锦腰带系上。乌黑的秀发用一条淡紫色的丝带系起,几丝秀发淘气的垂落双肩,将弹指可破的肌肤衬得更加湛白。脸上未施粉黛,却清新动人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中有许多美貌与实力具存的女演员,却一直位居于二三线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具有超高的颜值却没有大火的女演员——白冰。她是一个十分低调的演员无绯闻零炒作,不管演什么角色都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特别是饰演《神话》中的玉漱肌肤冰肌如雪仙气飘飘她的相貌一出场就让人为之惊艳。
她不仅古装造型美貌动人就连现代装扮也很出众温婉的气质,曼妙动人的身姿与面容等让她不管穿什么类型的服饰都能够有独特的味道。白冰紧追时尚潮流甚至还引领了一波时尚趋势,将“内衣外穿”的美艳与高贵演绎的大气时髦。
将内衣穿在外面如今早已成为大胆时髦的新潮流,从T台火到了街头从明星小花到时尚博主都中了它的毒足见它的火爆程度。内搭多种颜色的网纱刺绣碎花裙雅致高贵,外搭一件饱和度高蓝色的气质小吊带看起来夸张老气的搭配却被白冰轻易驾驭使整体造型高贵优雅。
将头发半扎留着偏分刘海修饰脸型,化着精致的妆容很美丽动人,戴着夸张的圆圈耳饰美艳到极致。一套内衣外穿造型将白冰的美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有着“京城四美”称号的白冰美貌与气质不是说说而已。外搭着一件简单的黑色针织开衫袖口的刺绣很高贵典雅与内搭的裙子在设计上相匹配,裙摆露出一双诱人的美腿,身材与颜值都没得挑。
出席某活动的白冰一身造型堪称秋季教科书式的搭配,既能够凹造型又充满实用性,就算是日常出门也能够轻松驾驭。混搭风很潮流穿在她身上又飒又美,上身是一件蓝色丝绒紧身上衣绣着刺绣图案的点缀,不同的图案相交错很惊艳使整体造型有层次感丰富色彩搭配。在领口与袖口拼接着针织收紧布料,保暖又具有个性。
白冰的身材纤细有型高挑曼妙,紧身款式的上衣刚好突出她的好身材,小高领和长袖设计衬得她端庄得体落落大方。胸前的刺绣更是精致很吸睛,配上她犀利的眼神更加高级十分霸气,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她皮肤白皙水嫩。
下身搭配一条同色系阔腿裤在视觉上色彩格外协调,这种过于宽松的裤子简直是胖妹子的福音超级显瘦还很洋气。将上衣的衣摆塞进裤子里营造出腰线,腰间的白色腰带垂落下来能够拉长所穿者的身材比例还能够突出白冰纤细的蚂蚁腰。拖地款式的裤子将双脚藏起来更加显高,从侧面看仿佛腰以下全是腿的即视感。
简约的造型并没有可以凹动作,也没佩戴任何夸张的配饰与时髦花哨的设计,将头扎起高马尾额前留着琐碎的刘海修饰脸型,露出精致漂亮的五官显得她整个人都格外的高级美丽动人。越简单的服饰越能够散发所穿者的魅力,英气十足。
一身复古风造型优雅时髦气场十足,一件多色拼接印花元素的打底衫胸前绣着老虎图案更显霸气与中国风古典韵味,小高领领口修饰颈部线条优美的天鹅颈让白冰看起来更加高挑动人。搭配一条蓝色高腰牛仔阔腿裤,尽显女性的优雅气质嘴角挂着的一抹甜美笑容绝美的容颜,强大的气场让人只可远观。
时尚大气的拼接图纹修身上衣搭配高腰宽松拼接牛仔阔腿裤,喇叭筒裤脚加拖地的设计除了显得双腿修长外更显霸气。整体造型沉稳大气优雅又高贵,上紧下松的搭配宽松形成强烈的对比,尽显她曼妙玲珑窈窕的身材。不知如此女神级别的演员为什么不火?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
参考资料:
旗袍源流枣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
旗人之袍与旗袍枣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
民国之初——悄然过渡过的旗袍。
20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跌宕。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剪辫发,易服色,摧枯拉朽,把属于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级制度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这一切为新式旗袍的延生创造了条件。
20年代——倒大袖与新样式。
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时兴过一阵“文明新装”。
30年代——黄金时代(i)
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
40年代——黄金时代(ii)
旗袍走向经典的过程,可说在30年代已基本完成,40年代是其黄金时代在时间上的延续。
50年代——也有过灿烂的一瞬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如果说服装也有流行的话,那流行的主导已转向平民。
60、70年代——被冷落的20年
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灾难。
80、90年代——辉煌难再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经远去,被冷落了30年之久的它,在80年代以来开放后的国土上显得有些落伍了。
旗袍的审美
近十几年来,时装中重新出现的旗袍,在国际时装舞频频亮相,风姿绰约有胜当年,并被做为一种有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礼仪场合。
旗袍的京派与海派
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艺术家与旗袍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设计师与旗袍
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演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下来。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经典相对稳定,而时装千变万化。但时装设计师常从经典的宝库中寻找灵感,旗袍也是设计师灵感的来源之一。
总之,旗袍是中国妇女的传统服装,而并非已经湮灭失传的历史服装。它既有沧桑变幻的往昔,更拥有焕然一新的现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加之可欣赏度高,因而极富有收藏价值。现代穿旗袍的女性虽然不多,但现代旗袍中不少地方仍保持了传统韵味,同时又能体现时尚之美,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百度了些,你看看:
从文学作品看民国女子服饰
当上海变得最快的时候,怀旧却也成了一种时尚。摄影师马元浩是个有心人,他在四处采风的过程中,收集了不少清末民初的女子服饰。这本《飘逝的罗裙》(马元浩摄戴云云著上海画报出版社2002年7月版),就是他的藏品集,也是摄影作品集。戴云云的文字,则对中国女子服饰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描述。不过,照片上那些身穿旧式服饰的模特,总让人隐隐觉得一种格格不入的尴尬。马元浩自己也有这样的感慨:“当代女子生活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她们活泼开朗,无法表现一二百年以前女子的哀怨、沧桑和含蓄。毕竟时代不同了,环境氛围也不同了。”
民国女子究竟是如何穿着打扮的呢?当然,泛黄变脆的老照片和存在箱子下层带有霉味的衣物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此外,还有一个途径,即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也可告诉我们许多真实的信息。
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写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青年在封建专制家庭里的生活、痛苦和斗争。书中他对各个女性的服饰描写着墨不多,却极具代表性:蕙“穿一件滚边玉色湖绉短袄,系粉红裙子”。这是五四以后大家闺秀的装束。婉儿“穿了一件玉色湖绉滚宽边的袖子短、袖口大的时新短袄,系了一条粉红湖绉的百褶裙”。冯乐山给婉儿做喇叭袖的时髦短袄,原是为了给自己争面子的。这身衣着表明了婉儿的侍妾身份。
五四以后的汉族城镇女子还是习惯于上穿袄下穿裙,窄袖长袄逐渐向喇叭袖短袄过渡。这时只有旗人才穿旗袍。在《家》、《春》、《秋》中是找不到穿旗袍的女人的。
张爱玲对服装的讲究是出了名的,她对自己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服饰自然会作精心的设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是麻油店千金,嫁入大户后,为了不被人看轻,在衣着上是紧追潮流的。
她“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辛亥革命后,一度掀起过女权运动。受“男女平等”的思想影响,上衣下裤成了女子的时兴装束。只是在正式场合,良家女子还得系裙。
二十多年后,曹七巧的女儿长安长成了大姑娘,可仍待字闺中。当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她“换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
上面穿旗袍,下面穿百褶裙,这是满汉女装款式交融的结果。而高领圈和镶荷叶边的袖子都是当时的时尚。
张恨水《啼笑姻缘》中的陶太太是一个摩登的民国女子。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绸子的长衫,只好齐平膝盖,顺长衫的四周边沿都镶了桃色的宽辫,辫子中间,有挑着蓝色的细花,和亮晶晶的水钻,她光了一截脖子,挂着一副珠圈,在素净中自然显出富丽来”。
上面这些文学人物的衣着描写使我们对民国女子服饰有了大致的了解。
女子的服饰打扮,从大的方面看,反映了当时政治状况、经济风貌、道德观念及生活习俗,从小的方面看,则反映了“她”的身份、地位、气质和品位。这一点,哪个时代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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