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温州有哪些景点
• 2、中国历史风俗文化论文 速度 快~急啊~
• 3、上衣有几种表示?

温州有哪些景点

雁荡山位于中国东南温州市境和台州市南部，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载敬堂集》载：“雁荡山以瓯江自然断裂，分北雁荡山和南雁荡山。2005年2月，有‘古火山立体模型’之称的雁荡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以该公园管理机构和地质展示馆均在北雁荡山等因，北雁荡山或捷称雁荡山。”距杭州297公里，温州68公里。始开发于南北朝，兴于唐，盛于宋，素有“寰中绝胜”、“海上名山”之誉，史称“东南第一山”。广义的雁荡山景观，自北而南包括温岭的方山景区，乐清的显胜门景区、二灵景区、大龙湫景区，平阳的明王峰景区、石城景区和东西洞景区等。

雁荡山以山水奇秀闻名，素有“海上名山”、“寰中绝胜”之誉，史称“东南第一山”。因山顶有湖，芦苇茂密，结草为荡，南归秋雁多宿于此，故名雁荡。雁荡景观，奇闻天下，但不只是在奇。还有雁湖岗、龙湫背之雄伟；云洞栈道之险；仙溪、清江山水之秀。

雁荡山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十大名山之一，具有极高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历史价值。雁荡山有着独特的品格，“日景耐看、夜景消魂”。“观山景、尝海鲜”，“一景多变，移步换形”。这是它区别于中国其他名山大川的三大特色。

灵峰、灵岩、大龙湫三个景区被称为“雁荡三绝”特别是灵峰夜景，灵岩飞渡堪称中国一绝，人视为雁荡山的“明庭”。元代文学家李孝光云：“峭刻瑰丽，莫若灵峰；雄壮浑庞，莫若灵岩。”正道出了“二灵”审美风格上的区别。以灵岩古刹为中心，后有灿若云锦的屏霞嶂，左右天柱、展旗二崖对峙，壁立千仞。

大龙湫景区

大龙湫在雁荡山马鞍岭西，是我国著名的大瀑布。水从高约190米的连云障飞泻而下，如白练高悬。潭水在瀑布冲击下，发出惊雷般的巨响，阳光照射，映出无数道彩虹。清人袁枚形容这挂瀑布说：“龙湫山高势绝天，一线瀑布走罗棉。五丈以上尚是水，十丈以下全是烟，况复百丈至千丈，水云烟雾难分焉。”

小龙湫灵岩景区：灵岩形似一架长宽几百丈的大屏风，所以又称屏霞障。岩下有灵岩寺，寺前有两座山峰对峙，一名天柱，一名展旗。灵岩寺左侧，大小展峰之间，有一个天窗洞，洞顶有天光射入，因洞形下大上小，从上面投下石块，会听到像在瓮中发出的回响。灵岩寺后有龙鼻洞、小龙湫瀑布。

灵峰夜景

灵峰是全山风景荟萃之处，峰高约270米。灵峰之游有“日景”和“夜景”之分。日景侧重于倒灵峰和合掌峰(即灵峰)中的观音洞及古洞、北斗洞等景点；而夜景侧重于山峰变幻多姿的“剪影”，雁荡之绝美就在于灵峰的夜景。

中雁荡

中雁荡山位于乐清县内，因其山甚似雁荡，而又介于南、北雁荡之间，又名中雁荡，是雁荡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组成部分。

风景区总占地道84.54平方公里，分玉甑、三湖(白石、钟前、龙山三湖)、凤凰山、东漈、西漈、刘公谷、杨八洞7个景区。景区内峰湖相映，潭瀑相叠，岩洞相连，并以奇峰、巨石、幽谷、秀湖、飞瀑称胜。中雁荡山历史悠久，人文景观十分丰富，此地民风淳美，民俗丰富，白石镇农历“三月初十”盛大集市和端午节龙舟竞渡是宝贵的旅游资源。

玉甑峰

玉甑峰是中雁荡山的图腾。“路从飞鸟头上过，人在白云深处行”，玉甑峰高耸云天，一峰独出，万峰伏首。唯这种孤高才使登临者产生“目空一切”的震撼，玉甑峰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雁荡山的主心骨，而中雁的一切峰谷云水有它来结构，方不至于散漫无归。其峰腰的玉虹洞，是开山祖师宋进士李少和当年栖身修炼的所在。登上玉甑极顶，极目舒天，浩然之正气油然而生。

合掌峰

合掌峰位于灵峰景区。在雁荡诸峰中最为奇雄。合掌峰形如合掌，故名。其右峰称灵峰，左峰称倚天峰，各高约270米。两峰在群峰环拱中直插云天，蔚为壮观。

由于昼夜光差所致，白天如十字合掌，夜幕降临，视点变换，变化多姿，移步换景。周围还有犀牛峰、双笋峰、金鸡峰、碧霄峰等，朝暮形态各异，甚富神秘色彩，共同凸现灵峰夜景魅力。

观景指南：夜幕降临，站在灵峰寺西南角仰望此峰，似一对丰满的乳房，有称“双乳峰”；往前稍移几步，双乳峰变成了一位身着旗袍的苗条少女，面容忧郁，凝思远望，人称“相思女”；再走到灵峰寺屋檐前反身仰望，相思女又变成了一只敛翅高蹲的雄鹰。郭沫若有诗云：“灵峰有奇石，入夜化为鹰，势欲凌空去，苍茫万里征。”；再站到花坛东侧仰望，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对紧紧偎依的情侣，这叫“情侣峰（夫妻峰）”。

百岗尖

百岗尖位于灵岩景区北端，与雁湖尖、凌云尖、乌岩尖，合称雁荡四大尖。

百岗尖为雁荡山主峰，由三尖合成，东尖较低，西尖最高，海拔1150米。登临峰顶，可俯瞰全山风景。举目遥望，数县河山，万里东海，尽收眼底。“百岗云海”如波汹涛涌，变幻无常，景色壮观，令人神往，常与“雁湖日出”并提。

百岗尖山高崖陡，过去游人少至。现有车路通达，欲登高一览，可从大远鼋坑沿盘山车路而上，或乘坐汽车直上山顶。

三折瀑景区

景区东接灵峰，西接灵岩，包括净名寺、烈士陵园、铁城嶂、梅花桩、老猴披衣等景点，面积3平方公里。

三折瀑：经三处悬崖，倾泻成为上、中、下三个飞瀑，以中折瀑为最，有人甚至称它为“雁山第一胜景”。

四周危崖壁，半圆形大洞穴，飞瀑从洞顶倾泻而下，峭壁内凹，造成瀑布由顶端抛掷之壮势。沿潭有环形石路，游人可绕到瀑布后面观瀑，透过珠帘水，远山隐约可见；仰视洞顶，碧天白云，岩端玑珠纷落，当空回旋，日光折射，七彩缤纷，景色十分绚丽。

据说包藏中折瀑的是冷却了的火山口，火与水相克又相生，造就天地间的一种奇观。

铁城嶂：从灵鹫峰下的路上稍进，即可见净名坑内左侧一嶂“势若长城，色若铁黑，故名铁城。”铁城嶂（指左嶂）下部有水帘洞（亦称水帘谷），洞宽约40米，高约10米，朝南。洞口有一大潭，椭圆形，长约20米，宽约15米，半在洞内，半在洞外。洞檐泉水。散垂如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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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导论

导论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讨论当时各地的风俗时，定义“风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和属性，称为“风”；而由统治者的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则称为“俗”。二者相加，就是风俗。班固对风俗的解释含有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是显然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将统治者（君上）改换为社会环境，就能更科学地表述风俗的概念。即风俗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群体性的生活习尚。

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渗透了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

唐代的诗歌并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产物，而是生活的一种需要。唐人喜饮酒，而饮酒则离不开诗。他们将饮酒分为雅、俗两种，吟诗饮酒为雅饮，又称“文字饮”，仅酒令的形式就有二十余种之多。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佳制都是在酒宴上所作。所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与其说是描写了个人的性格，倒不如说是表述了一种时代的风俗。

除了饮酒时吟诵唱和之外，这时在庙宇寺院、邸舍旅馆、风景胜地都备有供人题写诗歌的诗板。不但文人每至一地必先题诗，一般民众每到一地，也总是要先到这些地方浏览、传钞诗板上的佳作。乘兴而题，不胫而走，不数日间就可传遍各地。如白居易旅途中每至一地，必先在壁上寻觅诗友元稹的近作，他在蓝桥驿馆壁上发现元稹的诗后作诗称“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每到馆驿，即循墙绕柱观览题诗，驿壁题诗在唐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可知。

如果说饮食、行旅都离不开诗的话，唐人的婚礼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赛诗会”。在普通民众的婚礼上，有催妆诗、开撒帐合诗、去行座障诗、去扇诗、咏同牢盘诗、去帽惑诗、去幞头诗、去花诗、脱衣诗、合发诗、梳头诗、系指头诗、咏下帘诗、下女夫词、障车词等等，名目繁多，几乎是动必吟咏，无诗不婚。

不仅如此，青楼娼馆也是文人们竟相逞弄文才的场所。娼馆的墙壁上、妓女的箱箧里，都有狎妓文士留下的诗歌；甚至有些寻春客还将诗歌题写在妓女的身体上。军将、老粗、妓女，甚至小偷，各色人等，不管水平高低，有无文彩，只要稍识之无，都要写诗自炫。人们甚至将当时人写的诗画成图画，刺在身上，将自己作为“行诗图”而炫耀。

从人们对待元稹和白居易诗歌的狂热态度上，可以更典型地表现出诗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楚、江淮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体。”“禁省寺观、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据说，在村落路旁卖鱼肉者，俗人买要胡绢半尺，士大夫买只须写­白居易诗一首即可。诗歌不仅能换茶、酒喝，而且能换鱼吃。

民间诗歌的丰厚土壤不仅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诗歌的盛世，也使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渗透了诗的意境，浸润出了诗一般的社会生活风俗。有两则故事有助于理解唐人及其生活风俗与诗歌的这种关系。

一是讲上官仪入朝的故事。称：“高宗承贞观（公元627-649年）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2]

另一则故事称，李白在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谒见宰相时，封一板，上面题写“海上钓鳌客李白”数字。宰相问：“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答：“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又问：“以何物为饵？”答：“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3]

这两则故事中体现出来的雍雅清逸的意韵和狂傲率真的气质，反映了唐代社会风俗的充满诗意的特征，而只有在诗歌的国度里，才有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时代风貌。

⒉音乐歌舞风俗的兴盛

与诗歌一样，音乐歌舞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音乐舞蹈的兴盛，首先表现在胡乐的流行。这时的胡乐既有南北朝时遗留的胡乐，也有隋唐时传入的音乐舞蹈。唐诗中所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学胡乐”，“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表明胡乐在民间的流行程度。如所周知，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和羯鼓演奏家，据说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由他改编而成的。而朝廷重臣及宫廷近侍如安禄山、武延秀、杨贵妃诸人也都以善长胡旋舞著称。胡乐的影响遍及宫廷、民间。

在一些隆盛的庆典活动中，往往都要举行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唐玄宗有一次在勤政楼举行大酺，楼下万头攒动，笑语喧哗，以至于无法听见“鱼龙百戏之音”，高力士建议由歌唱家许和子唱一曲以“止喧”，许和子“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又如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当大旱祈雨时，长安东、西街要举行规模盛大的“斗声乐”活动，人们搭起彩楼，街东、街西各出一人，在彩楼上进行琵琶演奏比赛，而这种活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主要都是一般的长安市民。

除了正式场合之外，在一般的酒宴上都有伎女的歌舞表演，当时官僚的家里，普遍蓄养了歌舞艺人，而皇帝往往也将艺人作为礼物赠予大臣。而且就像要饮酒时要行令作诗一样，唐人饮酒时同样少不了歌妓侑酒，还流行以酒相属，且饮且歌且舞。这些例证都表明，这时的音乐歌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南北各地盛行的踏歌风俗，更能体现音乐舞蹈风俗的群众性。劳作之余，青年男女往往要从皓月初升，踏歌到次日清晨。刘禹锡《踏歌词》：“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就是对这种踏歌风俗的生动写照。而在每年十一月乞寒时，城市的人们更是以坊邑为浑脱队，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挥水投泥，大众一起狂欢。

这一时期的民歌也很发达。吴歈、巴歌、楚调、秦音各领风骚，而且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佳制也通过歌舞艺人的媒介作用，在民间广泛传唱，丰富了民间音乐风俗的内容。由于王维著名的《渭城曲》的广泛影响，“渭城”甚至成了民歌的代称。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音乐歌舞风俗如此兴盛的时期。

⒊胡俗及外来文化的影响

所谓“胡俗”，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南北朝时就已经传入中原的边疆民族的风俗，一是指在隋唐五代时新传入的边疆民族的风俗。而“外来文化”则是指这一时期从“历史上的中国”[4]范围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输入的文化。当时人不加区别，将这两种情形都冠以“胡”的名称，如胡人、胡食、胡服、胡乐、胡俗等等，不一而足。

外来文化及风俗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大批外国人涌入唐朝境内，带来了各自的生活风俗；二是大量外国物品的传入，在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为他们的生活风俗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饮食、服饰、居住、商业、医药以及音乐歌舞等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边疆民族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医药为例，在唐代，通过外来胡商的兴贩、外国使团的贡献和唐朝使臣的搜求，大批外来药物传入了唐朝境内。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胡人医生在唐朝各地行医，而外国医师的医术和外来药物的验方也随之传入，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最终被载入正式的药典，成为中华民族医学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眼科医术、咒禁术的流行，仙茅方、补骨脂、悖散汤、耆婆汤等外来药品方剂的出现，都属于这种情况。从胡乐在隋唐时代的流传及演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融合边疆地区及外来文化的轨迹。

隋代将宫廷燕乐分为清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音乐，到了唐朝初年，去礼毕，增燕乐和高昌二部，称十部乐。十部乐中，除了清商和燕乐之外，其余八部都是以地区或国名来命名的。以音乐的来源地命名乐部，表明这些音乐还带有比较强烈的原产地的特色，没有与中原地区固有的音乐融合在一起。以龟兹乐为例，因为传入的地区和时间的差异，甚至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的区别。

但是到了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原来的命名方式逐渐废止，开始出现了坐、立二部的分类。以演奏方式分类，表明音乐文化融合的新阶段的到来。到天宝三载（公元754年），唐玄宗又将五十余首胡名的乐曲名称改为典雅的汉名，如“苏莫剌耶”改为“玉京春”，“讫陵伽胡歌”改为“来宾引”等等，进一步与中原固有的文化融合。

到了9世纪时，这些早年传入的音乐舞蹈有许多已经被视为中原的土产。如胡旋舞和柘枝舞都是由中亚地区传到唐朝的舞蹈，但是在9世纪初年，白居易就已明确将早年传入的“胡旋舞”称为“中原自有”的舞蹈，并拿它与新传入的胡旋舞相比较。他还称骠国传入的音乐“有类中国柘枝舞”。表明早期传入的舞蹈已完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外来音乐传入及融合的过程历历可见。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早期传入的音乐舞蹈已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融为一体，但是外来文化的源头在唐代始终没有终断，所以在坐立部分类出现以后，杜佑在《通典》中仍然另立“四夷乐”，以记述当时外来的音乐舞蹈。

其他如胡食、胡服对唐人饮食、服饰的重大影响，更是耳熟能详。具体请参见正文，此不一一。

⒋节日生活的丰富

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人们生活风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节日和节日假期增多。皇帝的诞节、中和节、降圣节、佛诞节等节日，都是前代所无，由唐代增设的节日。在盛唐时期，除了休沐及各种名目的假期之外，仅政府规定的正式节日假期就有47天之多，这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节日及假期的增多之外，这一时期的节日生活内容也相当丰富，饮酒作乐，游赏寻胜之外，在节日期间还有各种游艺活动。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节日食品也相当丰富，而且几乎每个节日都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食品，在中华民族节日风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⒌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妇女生活状态如何，是衡量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时期的儿童启蒙教育，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中完成的。这种情况反映当时妇女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唐人李华对于当时社会中“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的现象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世教沦替”的表现，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坚持男尊女卑的老人，也特别强调“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可知妇女接受教育比较普遍，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共识。

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当时妇女比较广泛地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首先在音乐歌舞风俗中，妇女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不仅轻歌曼舞离不开妇女的参与，甚至象戴竿这种需要强健体魄的杂伎，主要也是由妇女承担的。在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泥俑中，就有戴竿妇女的形象，而唐代最著名的戴竿女艺人王大娘、石火胡等，都能戴百尺竿，五大娘的竿上，竟然可以容纳28位表演者。王建在诗中形容戴竿女艺人表演的情形称：“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从有关资料反映，妇女戴竿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种杂伎主要就是由妇女来表演的。即使在文化倡明，男女平等的现代，妇女戴竿也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件事例可知，柔弱娇矜之类的词句，是不适合用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妇女和她们的生活的。

同样，初、盛唐风行一时的女子男装和骑马，甚至参与狩猎的风气，也表明这时的妇女的生活状态比较开放自由。唐代出现了一些很有名气的女政治家、女将领、女才子、女艺术家，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应该说都与妇女的这种生活状态不无关系。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内容。

二

一旦一种社会风俗形成之后，就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这一时期，七七斋在民间广泛普及。玄宗朝宰相姚崇临死时，遗嘱称佛教风俗为民生之“大弊”，叮咛子孙要遵从儒家“正道”，不得以佛法营葬，但他同时又说：“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虽然明知七七斋追福是诳人的“虚谈”，但最终还是从“须顺俗情”考虑，任由设置斋会。宰相如此，一般民众可知，社会风俗对人们生活影响之大，于此可见。

社会风俗不仅会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传统的礼仪制度也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说社会风俗是一种自发的群体行为取向的话，礼仪制度就是由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性的规范。从隋唐五代的风俗史实来看，当一种风俗形成之后，往往会与原有礼仪制度发生冲突，并遭到统治者的禁止，但是当它一旦真正赢得了大众之后，就有可能被统治者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纳入礼制的范畴，从而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

如寒食祭扫，最初受到强烈反对和禁止，将它与“临丧嫁娶”和“送葬欢饮”的民间风俗相提并论，唐高宗曾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专门颁布诏令，禁止寒食上墓祭扫，称“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但是寒食拜扫风俗广泛普及，一直无法禁止。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最终向这种风俗妥协，将它正式编入礼典，成为朝廷礼制的组成部分。敕令中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馀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于礼典，永为常式。”这样寒食祭扫由俗而礼，成为受政府制度保障的礼俗。不仅规定文武百官可以在寒食假期内出城扫墓，祖先墓地在外州者，还可以享受扫墓假，返乡拜扫。往返行程，可以提供“公券”，享受“乘驿”的待遇。

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的风俗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这种风俗大概兴起于唐朝初年，如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洛阳连雨一百多天，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给行旅造成很大的麻烦。当时宋务光曾对这种做法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它是一种“后来之浅术”，不足为训。这种祈晴方式虽然并不灵验，但也一直遵行不废。到了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偶而祈晴应验，京兆尹刘栖楚上表，建议“今后每阴雨五日，即令坊市闭北门，以禳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永为定式。”唐敬宗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祈晴这种遭到众人反对的风俗，也演变成了具有强制性的规章制度。

檐子（即肩舆）流行的经过，提供了另一例典型的证据。在唐朝初年，规定官员家属出行必须戴羃�、乘车，以免路人窥视。但是在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朝廷下诏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可知在此之前，妇女们就戴上了帷帽，并走出车舆，坐进了檐子。而且这种深失礼容的出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这种风俗流行多年以后，到了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朝廷下制“妇人本合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在承认乘坐檐子合法的同时，在制度上进行了规范，规定不同品级的命妇乘坐规格不同的檐子，而“胥吏及商贾妻，不得乘檐子”。早年流行于民间的檐子，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隋唐五代社会风俗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到社会风俗的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一种社会风俗的流行，往往会与原有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相矛盾，并遭到统治阶级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其次，社会风俗一旦形成之后，行政禁令往往显得非常无力，如盛行于唐代的厚葬风俗，尽管朝廷一次次颁布禁令，但总是愈禁愈烈。再次，在社会风俗面前，统治阶层有时会在实际行动上做出让步，如隋文帝对待阴阳葬法的态度就是如此；有时也会将民间风俗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如上文诸例即是。最后，还应当看到，统治者并不是完全被动或全盘地吸纳民间社会风俗的内容，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并使民间风俗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如上文所举，在允许寒食祭扫的同时，禁止寒食期间的宴乐风俗；在接受檐子的同时，对这种风俗附加了一整套等级制度的内容等等，都是显例。

上衣有几种表示?

1. 上衣种类

一般男子上衣，晚清以来，主要有以下数种：

马褂，清朝习俗，有身份的人，在长衫袍之外，加穿马褂。马褂较一般外褂为

短，长仅及于脐。山东常见两种，一种为对襟，一种为大襟，衣襟开在右边，四周

用异色绸缎镶边。马褂通常为青色，辛亥革命后，马褂渐被淘汰，但是在人们心目

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形容人衣着整齐时仍说：“长袍马褂的”。

长衫，俗称大褂、长袍，长身单衣。20～50年代一般为知识分子、商人的日常

服装，农民在交际场合才偶尔穿着。

大衣，民间称之为“大氅”。有连帽大衣，俗称“棉猴”。

衫，亦称单衫、褂子、小褂子、汗褂子。清时有大襟、对襟两种。后来，老人

们仍沿用大襟衣衫，尚蓝色，夏装用麻布做成，谓之“夏布衫”。青年中主要流行

对襟的一种，布扣五对或七对，忌用四对或六对，俗谓“四六不成才”。前襟各制

一外衣袋，俗称“对门小褂”，成了流行很久的农民夏装。菏泽地方曾长期流行的

是紫花狸猫条布褂。40年代后，有于左胸前加一小衣袋者，称为“小布袋”，小布

袋中插自来水笔，曾是时髦文明的装束。50年代开始，西装衬衫渐渐流入农村，为

青年人所喜欢，称为“洋服小褂”，再后，又有半袖“港衫”。

夹袄，夹袄为春秋季上衣，形如对门小褂，一表一里，形制略宽大。50年代以

后，夹袄渐被淘汰，青年人春秋皆内衬针织“春秋衣”，外着中山装制服，因从干

部装束学来，遂呼为“干部服”，其中又有中山服、国防服、学生服、工作服等细

别。

西服，20世纪初年开始流行于工商、知识界，“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濒于绝

迹。进入80年代以后，西服很快成为城乡各界人士的常礼服。

大襟棉袄，在老年人中流行，着装后，用一长布带扎腰，称为扎腰布子或褡布

带子，老汉们常将长管旱烟袋、烟荷包和火镰、盛火绒的小壶等小物件系在一起，

插在腰间。又有盛杂物于怀中的习惯。

皮袄，旧时只有富家有之，种类多样，有羊皮、羔皮、狐狸腿、狐狸脑袋、狐

背、猞猁、狸、貂等，赶羊人常备老羊皮袄。

千张袄，临清特产。明清时代临清皮毛业发达，许多作坊年终将裁制皮袄的下

脚料分给工人，工人将这些料子分门别类拼成整料，用这种料子制成的皮衣，名为

“千张袄”。其中有大毛、单毛、小毛等分别。

对门小棉袄，形如对门夹袄，表里之间实棉。四五十年代时，时兴一种长及膝

的棉袄，被称为半截棉袄或小大袄，穿起来足显饱暖之象，又常于两侧做斜插衣袋，

行立皆可插手其间以取暖，名为抄手布袋。

老棉袄，沿海渔民出海穿的棉衣，千补百衲，重可一二十斤，抗风耐湿，流行

上百年。

棉囤子，长岛渔民出海时穿的极厚的棉背心，穿起来滚圆饱满，形如粮囤。

蓑衣，用蓑草编织成的防雨衣。

小大衣，流行于五六十年代，如大衣状，半身，常以毛皮或毡绒为领，两侧亦

为斜衣袋用以插手取暖。

风衣，流行沿海渔区。以破旧夹衣为“底本”，不断于其上各处密针补纳布片，

久之，各处皆厚有七八层，坚硬、结实，下海捕鱼时穿着，可御寒，亦可遮风雨，

当年渔民几乎每人必备。

肋腰子，宽硬腰带，束腰间又可兼作钱袋。多用青色，表面用白线纳绣盘肠、

云彩头、狮子滚绣球等图案，车夫、脚夫多有此物。

百家衣，旧俗以为由百十人家讨来布片，为儿童做百衲衣，可保孩童“好养”，

多做成斜襟道袍样，看来斑烂可爱，又称百岁衣、和尚衣。

道袍，旧时莱阳风俗，小儿寄名(俗称“舍在庙上”)道观，观中道士为之做道

袍一身，红衣沿黑边，每生日穿此袍至道观拜见师傅。

油衣，白细布做成，涂以桐油，成黄色，用以防雨。

背心，又叫半臂、汗背心、汗溜儿、汗溻。有对襟和身右侧边开口两种，对襟

用布扣或“按扣”，侧边开口的以小布带代扣，布带极密。

坎肩，或称坎夹子，有夹、棉两种。亦称呼为夹背心、棉背心，鲁中称棉坎肩

为“押风”。又有人为小儿作厚棉背心者，宽及掖下，名为“棉管倒”。

绿襟红袄，金乡民间的男孩棉衣，由姑家制做，红袄绿大襟，俗谚：“红袄绿

大襟，留下娘的一条根。”

女子、儿童上衣，有下列数种：

衫，俗称褂子、布褂子。清代右开大襟(或称偏襟)式样，当时衣长可及膝，高

领，大袖，襟及袖口等处镶边，后来的褂子身长渐短，窄袖，多不镶边。钮扣有铜

扣、布扣、琉璃扣、核桃扣等，上衣颜色、花样，各地习俗不同，海岛、山区多尚

红。长岛县砣矶岛，当年有民谣唱道：“砣矶岛，三大宝，大红裤子大红袄，穿着

绣花鞋满街跑。”鲁西鲁南，尚大花，自织棉布为衣，花样翻新。

撮花衣，又称“绑花衣”，曾流行于广饶等地的一种女布衫。用线将图案缝在

布料上，浸染后拆线留下白色花纹图案，为扎染之一种。

旗袍，每个时代样式都有一些变化。

上衣的着法，各地亦都有一些独特的习俗。例如，20～50年代，招远县曾流行

“三滴水”着法：一次做新单褂3件，最里一件，蓝色，最长；中间一件，大红色，

次长；外衣又为蓝色，最短，穿起来下襟边缘外蓝、红、蓝3色成层次分明3道。青

年妇女能着此者，可骄傲于一乡。50年代以后，青年人渐次舍弃大襟褂而追求各种

制服式样，中老年妇女大襟依旧。微山县湖区的妇女曾流行春秋套装，花布夹袄，

红花布棉坎肩，绿花裤，时称为“穿红挂绿”。

夹袄，春秋季节穿用，旧时常与背心配合。

棉袄，有大棉袄、小棉袄之分，皆大襟。大棉袄为外衣，较长，人人必备。小

棉袄紧身短小，非稍富足之家不常有。大、小棉袄配合穿着，是当年农村妇女很感

满意的冬装，对小棉袄尤觉亲切，以至将小棉袄比为母女之情，俗话“闺女是娘的

贴身小棉袄”。

红棉袄、绿棉袄，曲阜一带妇女年过六十，丈夫在世，儿女双全，做一件红棉

袄，外罩青褂，但袖口、下摆必露出红色，显示幸福。苍山兰陵镇老年妇女多穿绿

棉袄。

蚂蚱鞍，曾流行于鲁中的女孩短棉背心。

背心，妇女们所着背心，在清代，往往秋凉即加于外衣之上，长可及膝。后来，

这种背心渐被淘汰，只保留夹、棉(皮)两种短背心，通常只作内衣使用。

斗蓬，又称“一扣钟”，妇女儿童用以冬季外出时的罩衣。

肚兜，又称“抹胸”，从前青年妇女贴身系用的一种内衣，夏日儿童赤身穿着。

正方形，对角设计，上角裁去成凹状浅半豁形，称为兜子口，于半圆两边角处系带

挂项上；下角或尖，或圆；横两角各设带，扎于腰间。兜面上都有饰花，饰花大体

分印花、绣花两类。印花最流行的是作坊做的蓝印花肚兜，儿童兜肚的图案组织，

中心花纹的周围，都绕一道宽阔的花边，花边一般由回纹或朵花构成，中心主纹和

花边之间的空隙，对称或均衡地补缀小花，主纹则有：连生贵子、福字、三多果(

石榴、寿桃、佛手)、连年有余、艾虎克毒等图样，多取求吉利、避灾邪的意思。

绣花兜，多为红色，兜口小梯形处镶作黑色，红黑相衬，活泼而雅致。兜面与兜口

都有刺绣。兜口作装饰图样，兜面绣主题画，有艾虎、金鱼串荷花、鸳鸯戏水、喜

鹊登梅、刘海戏金蟾等图样，除吉祥避邪之外，又多爱情、幸福主题。年轻女人自

绣自用之外，亦常赠情人，赠丈夫，作传情与恩爱信物。更常作小儿盛夏时装束。

兜兜，亦称大兜子、胸牌。长方形单片格局，下摆成一直线，或裁成弧形，或

镶边牙，上半裁成荷花瓣、长命锁、荷包等形，颈项处留圆孔，中间设带扎系腰间，

多作儿童外衣罩。亦有略变其形式作妇女外衣前罩之用的。

转兜，又叫“围嘴”、“涎葛拉”。用于幼儿，带项间，防涎水污衣，可随时

转动，有素色的，有用花布拼成的，通常作成圆形，亦有刻为莲花瓣以求其美观。

蓝印花布流行时，作坊常印艾虎、长命富贵等成品转兜出售于乡间。

饭单，长方形单片，于上部三分之一处裁成云头、高弧、半圆等样式系项间，

吃饭时防污染上衣。有于蓝布衣上作白棉线绣的。

2.T恤（英文：T-shirt，带有展示性图案的也称文化衫）是衣衫的一种，通常是短袖而圆领的，长及腰间，一般没有钮扣，领子或袋。摊开时呈T形，因而得名。穿着时把头部穿过领子即成。 T恤一般以棉或是人造纤维大规模制造，以平针编织出柔软的质地。

T恤原本作为内衣穿着，但现在最常见的穿法是当成上半身唯一的衣服（女性可能会在下面佩带胸罩） 。 T恤常常配有文字或图案作装饰。特大型的，女性穿着较短而露出肚脐的，长袖的，无袖的等等，都是常见的T恤款式。

T恤是保留了英文"T"-shirt"的音。然而这个中英文的混血儿词汇听上去并不那么富有异国情调。T恤”衫已成为当今男女老少普遍适用的上衣。“T恤”衫原是一种音译加形符的构词法构成的新词，是由港澳同胞创造出来的非规范化的汉语外来词。它首先传至广东，而后遍及各地。

“恤”是英文Shirt（衬衣）一词的音译；而“T”原是无领、短袖衣服的象形符号。“T恤”是一种短袖、贴身的汗衫样的衣服，穿着起来显得贴身、轻松、活泼。

上衣包含T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