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人汉人的国服是旗袍吗？
• 2、为什么说旗袍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服装？
• 3、第一个穿旗袍的是谁
• 4、旗袍的由来是什么
• 5、萧红与戴望舒的友情体现在那些方面

中国人汉人的国服是旗袍吗？

旗女不论贵族女性礼服还是寻常女子的日常服饰却都是袍服，普通人已经习惯了“女子穿袍=旗女之袍”的历史记忆，所以在民国旗袍开始出现的时候会给普通人一种这是“旗袍”的联想。实际上民国旗袍首倡群体并不承认“旗袍”这个称呼，而是“只叫它做长衫、长衣或长袍，与男性服装混为一词，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短文《袍而不旗》，提议改称“中华袍”，最后还是叫回旗袍。

旗袍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有部分学者认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的深衣，是民国20年代之后最普遍的女子服装，1929年确定为国服。不过之前并未有国服这一概念，除了朝服有规定外，古人对待服装是很开明的，不同阶层都有自己的穿衣风格，而且一直都在演化中并无定则。周边国家常常效仿，或者说古代我们都在引领时尚潮流。

而现在更是百花齐放，日常你爱咋穿都行

为什么说旗袍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服装？

旗袍是民国时期的妇女时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汉满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汉满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人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汉化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与汉族军阀豪强结合到一起，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剃发易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血腥杀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汉族百姓与之斗争，努力保存汉服，遭到满清统治者的镇压屠杀。最重要的问题是，满清建立后为什么要强迫汉人剃发垂辫易服？按常理，穿什么服饰，留什么发型和统治并无多大关系，但满洲人入关并建立清后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汉人不能接受异族统治是因汉人鄙视野蛮，接受野蛮的统治对汉人来讲是种侮辱。汉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灿烂的文化，相比异族，汉人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相比之下，满洲人文化实在肤浅，实在自愧不如。这种民族自卑感一方面促使满洲贵族拼命学习汉文化，另一方面又使满洲贵族深恐汉人看不起他们，因此要想统治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汉人习异族风俗，以人格侮辱的方式使汉族精神萎缩，使汉人丧失自尊、自信，打掉汉人骨子里的民族优越感。汉族传统的冠戴衣裳大多被禁止穿戴，是汉族的民族耻辱，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着装与戏曲宗教等场合。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满族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内外交困，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满族统治者，摧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

第一个穿旗袍的是谁

把旗袍说成来源于旗人的袍子完全是历史的谬误。而且错误流传甚广，真正的原因却被有意无意的给忽略了。

旗袍，时装，出现历史20世纪20年代中期，距今80多年。

中山装，时装，1912年定型。距今历史94年

西服，时装，出现历史150多年。

时装定义：式样新颖入时的服装；当代通行的服装。相对于古装而言。我们现代通行的服装都是时装。

把旗袍和满族联系起来完全是错误的，满族人从来没有这样的衣服。

就是在当代各民族服装展示上，真正的满族妇女代表从来不穿旗袍作为其民族服饰，而是穿小燕子在宫里穿媚侵稚胶拥乩砣?格格装。大家可以去满族网站一看就明白。满族自己很明白，人家才不乱穿。中国的56朵金花里汉族穿的是旗袍。满族穿的是山河地理裙（满袍）。

旗袍和满族人联系起来完全是巴拿马帽一样的例子。

事情的本质其实是中国人隐晦中国妓史的结果。

旗袍，作为一种时装，虽然其设计借鉴了中国中国妇女古装的许多特点，这个古装里面及包括汉服也包括满服。也借鉴了洋装裙装的样式。但和中国服装包括满服和汉服传统平面裁剪不同，其裁剪方式完全是洋装立体裁剪的。这也是历史上各地追不上上海新样式的原因之一。

上海开埠后，上海的妓业也兴盛起来，最初上海的妓业完全是江南老派作风。

满清灭亡后，对服装的束缚放开了，衣服可以随便穿了，不用担心杀头了。但那时候没有旗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白俄妓女来到上海，她们穿着紧身的连衣裙，显得身材优美， 当时日本妓女也大举登陆上海，东洋堂子以作风大胆曝露而闻名。她们给上海的妓女带来了沉重压力。上海的书寓、长三（高级妓院的类别）里的身材优美的红姑娘为搏出位，请人设计穿上了凸现身体部位的长袍，当时还有长袖子，类似于今天的越南旗袍。还不是我们今天习惯的样子。毕竟一开始，没有那么大胆，敢于漏出身体。

有人说，是上海的女学生首先穿起来旗袍的，根本是胡说，五四时候的学生装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什么时候中国的女学生能有那么大的胆子率先穿出来爆漏身体的衣服。况且，穿旗袍对身材的要求非常高。就是现在能有几个大学生能把旗袍穿好看呢？

满清被推翻后，很多汉人不愿意再穿被强迫穿的满式衣服样，但汉人原来服装又弄不清楚，所以戏服、西装、日本学生状、新样式、洋装等纷纷登台，式花样百出，穿啥的都有，千奇百怪的衣服都有人穿。所以妓院里在民国10多年后出现大违女人传统的漏体装并不意外。但是这在当时是部分高级妓女的服装，很新鲜。

那些妓女为了提高身价，纷纷冒充旗女，因为当时旗人满清时地位较高，满清亡后旗人失去了民族特权的铁杆庄稼收入，不得已自己开始谋生。满清时期是没有旗人妓女的。但满清灭亡后，满人地位骤降，为谋生，为娼者确实不少。这种资料可上满族网站读到。但当妓女也不是说满清灭了，旗人马上就去当妓女了，而是由一个衰败的过程。 往往是原来的贵人，实在是没有撤了，才去当妓女的。 而嫖客呢往往有一种心理，越是曾经身份高贵的女子，就越有人嫖。这种心理，现在也一样。

于是那些所谓的高干旗人妓女穿得，设计的新样式衣服遂有旗袍之名。但民国初年，正经人家的女子是绝对没有人穿这种凸现身材的衣服的。而那些低级妓女是穿不起的。旗袍不是廉价的便宜货。

后来随着社会的开放，出现了舞女这种职业，为工作方面，20年代末期的上海舞女穿上了这种时装，舞女的性质本来和妓女就有点类似，呵呵， 后来成了上海交际花的标准服装。30年代于是旗袍遂在时髦女子中大兴。

外国男人接触的中国女子就那抛投露面的几种，以至于某些外国人以为这是中国所有女子的服装，实际上只是时装中的一种。 解放后，尤其是抗美援朝后，旗袍作为时装不再流行。而中山装大兴。

改革开放后，旗袍又重新有人穿。只不过由于它比较贵，而且身材要求高。在大街上穿的行人还是很少。

旗袍的由来是什么

旗袍的由来：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萧红与戴望舒的友情体现在那些方面

萧红在重庆受邀为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撰稿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今八一路雨田大厦的位置）、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协”）、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在香港，戴望舒运筹助推萧红的《呼兰河传》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著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